说起陕西，总有人戏谑地说“陕西八大怪”，尤其是其中的“女儿不对外”。
每次听到这个，我都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这些人不认识陕西。 不知道某个地方的事情就随便说话，可能是浅薄和可悲的事情。
陕西腹地在关中，关中文化代表着陕西文化的核心部分。 关中的民俗风情，是由这片特殊的土地特征决定的。
3000多年前，周公在这里制礼，其封建的历史和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此地颇为浓厚。关中平原人口稠密，且均为聚居，不像南方那样散居，因而有些集团精神。然而，因为聚居、宗法观念，特别是宗族观念较强，小的家族，没有儿子或丁稀的家族，在一个村庄往往受欺负，甚至连地畔和宅基都守不住。关中民风强悍，生存空间狭小，一些村庄颇有些弱肉强食的味道，没有儿子的家族与家庭，往往忍气吞声。在关中农村，生三四个儿子，甚至五六个儿子也不嫌多，因为人们信奉多子多福的信条。因此，常有王老六、张老七之称，但是很少听到有王四姐或张五姐之称。一般人家，儿子再多也不嫌，女儿到三个便不想要了，不是溺婴便是送人。因为关中人认为，女儿是客，是赔钱的货，迟早是人家的。因此，在解放前，甚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中人口的比例一直是失调的，物以稀为贵，关中的女人显得特别金贵。解放前定个媳妇，聘礼一般为每岁一担小麦。一担小麦，在那时可买一亩好地。一般人家是定不起亲的。20世纪60年代，某生产队有40多户人家，20岁以上年轻人大多没有结婚，约占未婚男青年的一半以上。 这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关中的姑娘缺这么多，对外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因为内需不足。
上帝总是把一些东西平均分配。 关中这种男女人口比例的不平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交往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取得了平衡。
早在解放前，这块土地曾经接纳了许多的外地人，其中以逃荒的河南人为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些因贫穷或因浮夸而饿死人的地方，诸如甘肃中部、四川北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的女人，为了孩子或为了自己生存，大批地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中，填补了关中缺女人的缺口。那时，未婚的男青年找个媳妇很容易，在那里在本地找一个媳妇为“娶媳妇”，到外地找一个为“领媳妇”。即到甘肃或四川去由人介绍带一个未婚的有根有底的姑娘，给人家一二百元和几十斤粮票领媳妇回来，也不领结婚证，就算夫妻了。另有一种为“找”，即到火车站去，看到衣衫褴楼、神情凄惶的女人即去攀谈，若是要找对象的，便带回家来，这种人一般为丧夫或有夫之妇。还有一种为“碰”，即乞讨到该村，看上这家人，或有人搭桥，或因主人的施舍受感动而主动要求当媳妇。有个男人饭量大，做了一锅稠糊状的苞谷面搅团，见一妇女带小孩来讨饭，甚是怜悯，便给母子二人一人盛了一碗搅团。女人极为感动，问大哥家里有啥人，男人答只有我光棍一个。女人又说，大哥若不嫌弃我就伺候你。男人说妹子你别嫌哥穷，于是两人当夜成亲。吃大食堂的时候，生产队第二天分饭，食堂解散的时候下个月补粮。 那个时候，好像有了一个规则，只要你帮我找个媳妇，不管她离婚不离婚，领结婚证，你都是我们村的人。 因为关中最缺的还是女性。
细算起来，上面说的那个40多户的生产队，外地媳妇竟有十三四个，平均两三家一个。邻村是穷村，外地媳妇竟占一半以上。有个村一家父亲弟兄仨，其中伯母就是甘肃甘谷人氏。那时，出现了姑姑引进侄女，姨姨引进外甥女，姐姐引进妹妹，同在一乡一村，甚至结为婶子、侄媳和妯娌关系的现象。这些外来女人，进而形成一个群落。如南街西头为四川女人，东头为甘肃女人，北街东头为河南女人，西头为安徽女人居多。闲时这些媳妇扎堆在街上聊天，南腔北调也是一道风景。这些外国女性虽然各有特点，比如四川妹子水性好、能干，河南、甘肃女人能吃苦，安徽女人有做生意的头脑等等，但当地人看不起她们。 关中有贵族气概，看不起外地人。 总觉得来这里的人都是祖业破产、没本事的人，没有名堂。
关中人称呼本地女人尊称为张家姨、张家嫂，且以女人姓氏命名，而不直呼其名，但对于外地来的媳妇，则直呼其名，如开慧嫂、菊花姨，足见歧视之一斑。关中人总是以这样的口气说：你看这人，穷得不行，本地找不到媳妇，找了个外地说话叽哩咕噜的女人。他们管四川人叫“舅子”，叫甘肃人和河南人为甘肃蛋、河南蛋。以致骂起架来，当地女人总以这样的蔑称侮之。这些外来的女人，也有许多苦衷。未婚的女子，多是十七八岁，远离他乡，思念亲人，人生地不熟，很不习惯。已婚的女人，特别是丈夫未死的女人，总是牵挂着那一头，倍受心灵的煎熬。关中人封建和夫权思想严重，有的婆婆厉害、丈夫蛮横，只好忍着，有了委屈难去娘家诉说和寻找帮助。那时，也有“放鸽子”的女人，女方的丈夫或哥哥，以找对象为名，将女人送到那家，索要钱财，无非是一二百元，几十斤粮票，当天成亲几日后即逃离。就那么一条铁路，还有一条渭河阻碍，男方若是警觉，便抓回打个半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有男扮女装骗人的奇闻。几里外的镇上一家人找了个外地媳妇，模样还俊，新婚之夜，闹完洞房新娘借口上厕所，翻墙而逃，男方组织家族人员围追堵截，终于抓获。一检查竟然是个男的，于是在镇上组织游街，被众人打得鼻口出血，让人既憎恨又可怜。这些外来的女性，受到乡情、亲情的折磨，有的受到监视的待遇。 新媳妇如果女儿不怕的话，就担心她结婚了。 老家有丈夫和孩子，父母健在，总想回去看望，但男子守得很紧，无法自拔。 那种境遇就像现在被贩卖的女人一样可怜。
某村有位女人，在甘肃生了三个孩子，带来一个，在陕西又生了两个，原来的丈夫还活着，她心牵两地，春夏秋在陕西，冬闲时回到甘肃，为前夫和子女缝补换季衣裳，春节前又回到陕西。村里人都讥笑为“一妻二夫”。男方家族人对她很气候，其死后不让进祖坟，不承认她的地位和名分。三年自然灾害过后，那些为度饥荒投奔关中的女人活着的或并未离婚的丈夫来找媳妇了。有的是知道地址的，有些是不知道具体地址，只知大概方向。男人便利用割小麦时当麦客的机会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女人。于是便发生了让人目不忍睹的一幕：前夫拉着媳妇往村外走，后夫带着家族的人拦着不让走，进而争执，后夫要打前夫。这时有老者出面劝阻，说是有理不欺客，这媳妇原来就是人家的，有话好好说。于是双方谈判，女方考虑到陕西的孩子小，不忍心离开，且不愿回到苦地方去。最后达成协议，由后夫付给前夫几十或上百元钱，粮票若干斤，前夫不得再来骚扰。当时矛盾最为突出的是陕甘两省，因为甘肃到关中来的女人最多。两省领导达成协议，对于此类婚姻，尊重妇女本人的意愿，凡有争议的由法院审判。有的就在大队部门前，县法院开庭审判，几个女人的前夫均到庭，询问女人的意见，没有一个愿意再回到前夫身边的。那些头扎白毛巾、脸蛋上“红二团”的甘肃汉子，只好尴尬地流泪离开。关中的外国女性给关中带来了人口杂交的优势。 传统关中人前奔头后马勺头，额骨高而窄、颧骨高、牙骨高的三高式兵马俑型特征得到改善。 在一些从未出现过大学生的村子里，大学生开始出现。
外来女人也带来了外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关中人传统的东西受到影响和冲击。改革开放初期，首批成为万元户的，大部分为外来女人的后人。他们经常到舅舅家去，参观见学，进而大胆尝试，终于发家。几十万元、百万元以上的富豪，多为四川、安徽和河南女人生的孩子。现在，关中上世纪60年代外来的女人大多在70岁以上，有的已经故去。关中男女人口的比例已经基本平衡。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些女人。但是，六七十岁以上的人们和我们的父辈不会忘记，这些外地女人以献身的精神给了关中巨大的贡献。她们保持了关中的生态平衡，缓解了关中的社会危机，给关中带来了人口优势与新的活力。关中人衷心感谢这些外来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