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91岁的李泽厚在美国家中去世的消息一出，引起了国内外思想界、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哀悼和哀悼。 一年后，他参与评委《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 (以下简称《人生小纪》 )的及时出版，为后辈读者认识和理解这位当代中国极具影响力和争议的思想人物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李泽厚晚年除了乐于独处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和学者的对话，而是遵循写静、读静、活静、死静的“四种安静”。 对于八九十年代受李泽厚影响的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晚年的李泽厚显得比较神秘和陌生。 多年后，他曾经的核心主张和观点变了吗？ 李泽厚晚年最关注什么问题，他的生命状态怎么样？ 读者也许能从这本书里找到部分答案。
另外，书名副题中的“虚拟”字，这本书的大部分对话从未真正发生过，主要来源于李泽厚的各种论著、文章、书信等，由本书作者马群林重新组织、拼接、整理而成，李泽厚也在本书序言中阅读尽管如此，李泽厚在序言直播中继续说：“对于拒绝写自传的我来说，这本书资料真实、清晰、内容广泛、有重点，可以作为我的学术传记来读。” 对于很少写序章的李泽厚来说，这样的评价已经看到了它的高度肯定。 李泽厚生前非常珍惜这本书，不仅前后三次审稿，而且在人生的最近几个月中多次询问这本书的出版进展。 现在《人生小纪》的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李泽厚的最后一个愿望。
以下内容，第一部分为执笔(作者：李永博)，其他部分摘自《人生小纪》。 本文的照片都来自这本书和书的作者。
《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马群林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马群林：
成为李泽厚的读者的编撰者
去年李泽厚去世之际，我们采访过《人生小纪》编者按马群林，借此机会补充说明了书中背后的几个值得注意的琐事。
本书编辑马群林是李泽厚的忠实读者和晚年挚友。 马群林是“新三期”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时读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受到了冲击。 马群林在大学主修政治思想教育，毕业后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 从目前的视角看，马群林没有任何相关的学术和专业背景。 为什么李泽厚想让他编纂这本自己非常重视的学术传记呢？ 马群林在采访中向我们讲述了与李泽厚的交往过程，这些逸闻或许从侧面展现了李泽厚晚年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虽然没有受过专业化的学术训练，但马群林是李泽厚非常热心忠实的读者。 马群林熟悉李泽厚的著作和论述，不仅能马上知道一段文字来自李泽厚的哪部著作，而且对有些段落也熟得可以背诵。 马群林利用业馀时间整理和摘录李泽厚各种著作中的主张和评论。 这些被放到网上系统整理的文字，忠实地表达了原意，终于引起了作者本人的注意。 后来，在李泽厚的学生赵士林的介绍下，马群林认识了李泽厚。
虽然马群林和李泽厚的交往时间并不长(2017年到2021年)，但“这几年我接触得最多，交往也最多”(李泽厚语)。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李泽厚远在美国，马群林和李泽厚除了打了几次电话外，交流几乎都是靠短信和微信，两人从未见过面。 但也许是意气相投，马群林很快就和李泽厚人生最后几年的朋友成为了国内的联络人，帮助李泽厚编辑著作并协助出版。 在短短的几年间，马群林帮助李泽厚整理并出版了《李泽厚散文集》(2018 )、《寻求中国现代性之路》(2018 )、《从美感两重性到情本体——李泽厚美学文录》(2018 )、《伦理学新说》(2018 )等多个论坛。 李泽厚表示将把著作中的版税之一赠送给马群林，“这些钱对自己没有用”，但马群林坚持不接受。
帮助李泽厚买书和送书是马群林与李泽厚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 李泽厚晚年依然关注国内出版的新书，国内购书送书的具体工作多由马群林代理，李零的《波斯手记》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最近出版的书以外，李泽厚还经常想重读多年前读过的旧书。 马群林想起，有一次，李泽厚给他寄了一本1947年出版的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 另一个是周建人1948年编译的《新哲学手册》。 其中收录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节译，深深地影响了李泽厚早年学术思想的形成。 马群林从孔子老师的旧书网上高价“取出”了这些旧书，并和正在编辑的新书稿件一起送到了美国。 寄的书很长时间内，一次的物流费用超过一千元。 马群林说：“李老师仔细阅读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翻过来扔到一边。” 马群林也向李泽厚推荐自己关注的书。 其中，有人让李泽厚代购，也有人认为“不值得读”。 新冠肺炎暴发后，寄信包裹在李泽厚家外，进屋需要杀死。 有一次被环卫工人当成垃圾扔了，李泽厚告诉他这个坏消息后，马群林说没事，再送一次就行了。
至于《人生小纪》这本由马群林和李泽厚合作完成的书，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 李泽厚本来就不写自己的故事和自传。 因为"没意思，所以不想写" 余英时，傅伟勋等人也劝说他写自传，出版社寄来一份合同，标题定为《浮生记学》，但李泽厚最终没有写。 他说：“历史上被淹没、扭曲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变多了，但我的那段经历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马群林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觉得写回顾性传记很有价值时，李泽厚一开始也不赞成。 马群林现在没有坚持，只是在私下整理李泽厚年谱的基础上整理各个阶段的文字，最终成书的时候
已超过了60万字。马群林把书稿寄过去后，一开始还是收到了李泽厚反对的意见。但过了大概八、九个月之后，李泽厚通过微信发来了140多张照片（涉及300多页）的详细修订意见。这位编撰者的“软磨硬泡”最终打动了李泽厚，李泽厚在一次电话中和马群林说：“你如此之热心，如此之执着，费了如许心力，我再不看一下，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了。我是认真对待的，希望你也一样。”
据马群林的讲述，李泽厚先后为此书稿做过三次修订，涉及书稿的各部分乃至标点符号，前后共发300多张修订图片，以及平时交流时陆续提出的意见。李泽厚两个眼睛都患疾，每次阅读只能坚持半个小时。但马群林和李泽厚都是“急性子”，又有时差的原因，于是两人经常一边交流一边修订，“一工作就是一整个晚上。”修订过程难免会产生意见的分歧，马群林说，“只要你的建议好，李先生会重视和采纳。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不会去迁就和讨好谁”。
李泽厚晚年的一些文章和修改，字小又潦草，简体字与繁体字夹杂，很多人认不出来，但马群林可以辨识和整理，李泽厚曾多次对他说“我的话大概只有你能看明白”。马群林不懂外文，遇到外文时还需向李泽厚确认，除此之外，马群林整理的笔迹总体来说让李泽厚很满意。
李泽厚。
为什么李泽厚在晚年愿意把整理书稿、联系出版，乃至关乎人生总结的学术传记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马群林呢？有没有可能，他的学生、学术同行、资深编辑乃至家人是更合适的人选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马群林。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他说，这的确很有意思，很能体现李泽厚极具个性的性格与处事方式。
与文章中时常言辞犀利、语出惊人的形象不同，李泽厚在私底下平易近人，待人真诚，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看轻你，马群林评价道。李泽厚在本书序中称呼他为“马兄”，让马群林受宠若惊，急问：“我与你相差30岁，怎能称兄道弟”？李泽厚答，旧时候就是这样（称呼）了。“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还有一次，马群林用“鲐背之年”形容九十岁之际的李泽厚，李泽厚就向他请教这个用词的出处，在得知这个说法源自《诗经》后坦诚地说道：“来源如此古雅，我真无知呀！”
马群林在后记中写道，他感觉李泽厚“总是一个人在孤独地思考和工作”。马群林曾在一年春节时心血来潮，发去一条问候微信，李泽厚很快回复：“谢谢！”但又说“这应是第一次吧？其实，如之前那样更好”。李泽厚给修订的书稿拍照，但他年纪大、眼有疾、手颤抖，拍的照片往往不清晰，增加了辨识的难度。马群林多次劝说李泽厚可以让家人代劳，他却坚持说“不行，还是我自己来吧”。在思想和精神上的孤独背后，晚年的李泽厚也想坚持着一种不依赖他人的独立。可能这种做派也是在实践他为自己写下的格言：
“富贵非吾愿，声名不可期，只有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而顽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关键确乎在于‘沉默而顽强’：盖非‘沉默’无足以保身全生，非‘顽强’不可以韧性持久。是以黄卷青灯，敢辞辛苦？任人责骂，我自怡然。我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2021年10月11日，李（泽厚）先生《伦理学新说》序修改稿，应该是先生最后的手迹。”（马群林语）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人生小纪》，其中展现李泽厚晚年的治学观点，以此作为纪念。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马群林（以下简称“马”）：九十年代，您提出的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曾引起不小的争议。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那是1993 年我给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三边互动”栏目写的三百字左右信中的一句话，不是什么正式文章，后来很多人引用，但并不知道是我提的。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找到源头，原来在我这里。
我提出这个看法本是对当时现象的一种描述，并没有作价值判断，也没有说是好是坏。当时的情况是，九十年代初，流行钻故纸堆，避开政治思想，风靡一时的是 “回到乾嘉” “乾嘉才是学问正统，学术就是考证，其他一律均狗屁”“只有学问家，没有什么思想家” 等等。同时，陈寅恪、王国维、钱锺书被抬得极高，对胡适、鲁迅、陈独秀这批人的研究也没多大兴趣了。对此，我是不大赞同的。当然，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大家心知肚明。现在好多人已经淡忘或不知道这些事了。
马：王元化先生对您这个说法很有意见。
李：哈哈，我的那说法被误读了，以为我反对搞学问。王元化先生当时正在创办 《学术集林》以刊，同时也出丛书，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史学术类集刊。他以为我是向他发难，于是在上海就提出 “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其实与他根本无关，当时我在美国，也不知道他在搞 《学术集林》之类。王元化的讲法，我觉得意义不大，有哪个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学问作根底，又有哪个真正的学问家没有一定的思想呢？难道陈寅格、王国维他们没有思想？难道鲁迅、胡适他们一点学问也没有？王元化的说法恰恰把当时那重要的现象给掩盖了。但王这句话后来被认为是定论，认为这才是全面的、公允的、正确的提法。
一位朋友说，实际上，王元化这句是“正确的废话”。（笑）正如以前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著名的学者如周策纵、傅伟勋，提出 “中西互为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也为体”等，来反对我的“西体中用”，看来很正确、公允、全面，其实没有意义，等于什么也没说。
即使抛开九十年代初的具体情况来一般说，王国维、陈寅格、钱锺书仍然很不同于胡适、鲁迅、陈独秀。尽管陈独秀的小学做得很好，胡适也搞过考证(但因此捧胡为国学大师，就非常好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证明他有学问，但他们毕竟不是以这些学问而是以他们思想的广泛和巨大影响而闻名的。现代中国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鲁迅，与如果没有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相比，情况恐怕会大不一样吧？可见，这两批人之间有差别，或者说有很大的差别，“思想”与“学问”也有显著的不同。但王元化 “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的说法，一下就把这种差别、不同拉平了。这就没有意义了。
马：我读过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里面谈到过您。顺便问一下，有人说王元化先生给中国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对此您怎么看？
李：有人特谈话录的一些内容发给我，因目力不行，匆匆过目。可惜提及我的有关事情，均离真实很远，包括他以前发表在《九十年代日记》中的数则，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记错。王的书我是看的，人是一个好人，对我也不错，我去上海也看过他，但他到底讲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反正著作都在，人们可去细读而作出判断。
“各有所长、各有其用”
李泽厚。
马：在您看来，“思想家”与“学问家” 到底有哪些不同？
李：简单讲四点。第一，学问家需要基础扎实、厚积薄发，在知识结构上，思想家也许不如学问家精专，但在广博上则常有过之。思想家必须具有广阔视野和强有力的综合把握能力，才能从大千世界中抓住某些关键或重点，提出问题，或尖锐或深刻，反射出时代心音，从而才能震撼人心而成为思想家。可见，要求于思想家的这种能力便是不可多得，而光有能力，没有足够的学识也还是不行。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宏观论著，那么多想当思想家的人中，却只有极少数论著和人物能成为真正的思想论著或思想家的原因。古往今来的学问家何止千数，而大思想家又有多少？即使 “小”却能真正长久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家恐怕也为数不多。
第二，思想家不仅需要广阔的智力资源，在情感、意志、品格方面也有更多要求。人格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承担意识和悲悯情怀，便常常是创造性工作的原动力。学问家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电脑之类的机器所代替，思想家的工作则不可能。
第三，真正的大学问家又多少具备某些思想家的品格。他们的著作不仅有其专业领域内的价值，而且有时超出其专业，具有某种更广泛的“思想”意义。王国维的历史研究所采取的近代方法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兴趣有关，并渗透了他对人生的思索，具有思想史的某种意义。陈寅恪之所以能 “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楼”，也在于他有充满时代特色的文化感受、思素和判断，陈著以“思想”（观点、方法）而非“材料”胜。但他们仍然是学问家而非思想家。
第四，就社会作用或历史意义说，思想家与学问家也是大不一样的。设想一下现代中国如果没有鲁迅、胡适、陈独秀，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如果没有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呢，情况又是怎样？今日看来，陈、胡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思想家”，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比王、陈、钱重要，尽管在学术史上也许相反。当然，如同学问家有大小一样，思想家也有大小之分，两者都有各种层次的差昇和等级。此外，还有两者不同程度和形态的混合或突显，如所谓刺猬与狐狸，等等。
马：中国现在是需要思想家还是学问家？
李：各有所长、各有其用，互不可替代，不必一定要比个高低上下。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人，同一时代也需要不同的人，这样才有意义。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些 （数量不必多）年轻人去勇敢地创造大小“思想”。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考据、微观、实证才是真功夫，“思想” 则既不能称为学问，对社会也并无用途；而且似乎谈思想、搞宏观是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下扎实的功夫，却可以名利双收，因此颇为鄙薄，这都是不对的。但是，我更强调的是，中国需要有大批 （人数多多益善）从事各种专业研究的大小专家。我向来反对连基本的知识也没有，就去建构空中楼阁的思想体系和所谓的“思想家”。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专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这样，人文学科也是这样，各种各样专家的大量涌现，是时代的需要。
马：但专家也有不同层次之分。
李：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就是大专家。他们从事于某个具体领域，做极精深的研究，进而为其所在的领域树立规范，其中也有人触类旁通，突破原有领域，从而成为规范一代学术的大师。学术大师是从专家中产生的。如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钱穆等，就是典型的由专家而成为学术大师者，他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制定了学术规范。成就学术大师，和每个人的素质、条件、机遇有关，和时代条件和学术积累也有很大关系，而路还是要从专家之路走起，但这并不是说要终守一艺、自设樊篱、自我限制。现今学术发展最为需要的正是大量从事微观研究的专家，学术大师也只能从他们中间成长起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也是我特别呼吁中国要抓紧培养自己的大量学术专家的一个原因。
经李泽厚修改的对话手稿。
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的
马：您管提出，哲学家不能去做什么“哲学王”，也不应追求成为“帝王师”。
李：政治与学术，政治家与学者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重要课题。我有一个观点，过去也曾经说过：理论家与实践家，哲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政治家，不能混为一谈，应该作出明确分工，无需集于一身。理论可以不计当前厉害，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年辩，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政治则需要根据当下形势、利害，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需要的是意志集中、行动统一，政治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允许一种。
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是不一样的，若是同一批人，就会相互渗透和影响，就很可能使两个方面都发生误导。当然，理论家和政治家也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这里讲的是一种韦伯所谓的 “理想型”的划分。
马：但“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士”和“大夫”（有官职）总连在一起，所以从古到今，总有好些学人想着“应帝王”，做“帝王师”。
李：其实在近现代做一个独立学人就非常好。“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龚自珍诗）。休谟靠版税，康德靠他艰辛的授课为生，他们在后世的“名位”已远远超过当年的公卿宰相了，何必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呢？“帝王，愿意采用你的理论学说固然好，不用也自有其价值。即使用了，也可以由别人去做。做学问与做官僚，需要不同的本领，这我在五十年代便想清楚了。当然有人很愿意也很能够 “双肩挑”，但却不必成为现代学人的榜样和方向。有人说过，西方有些哲学家也想做“帝王师”，柏拉图、黑格尔、海德格尔便如此，只有康德例外。还是多元选择，自己决断吧。
“六经注我”
马：与喜欢写提纲相联系，在治学方法上，您采用的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是一种更高的学术境界吗？
李：它们都是规范化的学术研究方式，在治学层次上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这两种方法从古至今都有，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互相渗透。我一直认为“我注六经”是基础，但纯粹的“我注六经”是很难做到的，在根本上说“不可能有”，注者总有其“前见”在内。伽德默尔说过，人都有偏见，人都有成见在那里嘛。“我注六经”只能接近历史，永远有一定的限度。我所采用的“六经注我”，是用经典材料来支持我的思想观点，同样是一种严肃的研究方式，与学术规范化毫无冲突。
马：有人批评您的这种“六经注我”，导致了学术界、知识界的浮躁，您是不是有很大压力？
李：没有什么压力，我也不怕压力。第一，我相信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第二，我八十年代的书能在当代不断重版而且卖得不错，这颇令人欣慰。海外批评我的也大有人在，但从未听说我的文章“浮躁”或引起学术界的“浮躁”。第三，我并没觉得现在的学界比八十年代更严肃，更能坐得下来。人们批判八十年代浮躁，我看现在的学术界更浮躁。今天，学者、艺术家、作家们更加重视宣传、炒作、稿费、出场费了，八十年代为学术、为艺术献身的理想被嘲笑或唾弃。学术界还出现了不少专事“丛书”“大全”“学术经典”“学人文丛”工作的人。这可以理解，大家都为了物质的享受、生活的舒坦而奔波操劳，不少人（包括一些在八十年代胸怀理想的人）耐不住寂寞和清贫。这种由于生活刺激引发的“浮躁”恐怕更容易使思想和学术双双失落。其中一些人借各种商业炒作、商业包装不择手段地成“名”成“家”或显赫一时，使现在的文化学术界弥漫着某种极不健康的氛围。
马：您一直强调中国需要“语言的洗礼”。
李：对。我指的是分析哲学，主要指日常语言学派所强调的分析和澄清观念、概念的工作。我经常感到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极不清楚，极不准确，很多概念在使用中常常是多义而含混模糊，如讲到的“仁”，只有先给予澄清，才能更好地进行思维。这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许多学人根本不重视这一点，不注意概念、命题的精确性。因此我说中国还没有走进语言，还不能确切地、科学地使用语言，中国非常需要这种语言的洗礼。
1987年我写过一篇很短的小文《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就是讲理论文章要概念清楚，论证严密。我五十年代写的谭嗣同文章就搞得很细，分析了几层，当时还没分析得那么细的。我到现在都非常注意概念的清楚，我常常喜欢问你这个概念、这个词语到底什么意思，有些人就是答不上来。要发泄情绪的话，可以去写诗，写小说嘛，在文学艺术里你发泄什么样的情绪、情感都没关系，语言含混、模糊、多义都可以。
前面讲过，中国的实用理性有忽视逻辑和思辨的弱点。特别崇信孟子的牟宗三也承认，孟子不讲逻辑。中国学人也多偏于丰富多样的情感抒发，少于冷静严格的逻辑思索。我讲，在中学设立独立的形式逻辑课程很重要，我们将逻辑课和政治课放在一起，这不对呀，它们恰恰是两个相反的东西。政治是不讲道理的。古代就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然在法治社会，情况不同一些。法律是讲逻辑的，辩论是要讲理的。我主张人文学人学点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也是为了尽量避免这种语言概念的模糊病。特别是现在儒学高涨，学人到处使用诸“仁”“性”“理”“心”“道”等语词，都非常含混多义，不知所云，几乎又回到当年严复批评“气”的多义使用，真令人悲哀。
何兆武致李泽厚函。
“超越李泽厚”
马：我读过钱理群教授的一段话：“我们不是超越李泽厚，我们要达到他的水平，我觉得这可能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很迫切的问题。”但自八十年代起，便有“超越李泽厚”一说。
李：如果能超越，那是好事。但你要拿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是很希望年轻一代学者能拿出东西来证明这一点。任何人任何著作都需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经得住读者的考验。真理不是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我在一些文章中说过，我的书只是为大家扫扫地、开开路而已。
马：与有些学人不同，您似乎很有定力，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基本看法几十年始终不变。
李：为什么要变？我有一以贯之的东西。我没有转什么向，我的特点是从来不转向。我的核心思想除了后来对“物自体”的观点有重要改变从而可影响全局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比较顽固，认定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我不赶时髦，不随风倒，而很多人是人云亦云，追风赶时髦的，所以我就不奇怪被人攻击。包括康德、爱因斯坦，当年他们的著作出来也有很多人攻击，很多著名学者都是这样。被人接受不是那么容易的，时间是最好的检验者。
马：您认为学术需要争鸣吗？
李：不要搞人身攻击，人身攻击不叫争鸣，在学术上站不住，没什么意义。但有时也不免，古人也不免。王船山对朱熹，也有人身攻击，但那是次要的，主要是学理的。恰恰要在争鸣之间能出东西。西方也一样，你看凯恩斯和哈耶克，等等。康德就是反对独断论，这不是批判吗？反对怀疑论，这不是争鸣吗？都是有对象的。黑格尔不是批判康德也批判谢林吗？罗尔斯就反对功利主义，这都是一样的。但你也可以不批评，这是自由的，主要是看各种情境来选择。
马：在您的漫长学思之路上，各种争议、批评一直相随，如何面对？
李：我向来对赞成我或反对我，热烈支持我或猛烈抨击我，只要是出于学术讨论的要求和立场，讲出理由，基本均一视同仁。而且我会注意人家骂我、批评我时有没有说对了的东西，只要说对的，我都吸收。这一点至今如此。这是我的个性。至于出于其他目的的攻讦或吹捧，除了在笔头但经常是在口头略加嘲讽外，更不放在心上。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众生平等。我的学生都知道，在我这里是民主的，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学术研究的精神应该是你也许对，我也许错，让我们共同努力接近真理。
在学术上不要怕得罪人，这个问题我从不考虑，而且我认为学术上的异同不应影响私人关系。我和孙长江、金冲及都有过争辩，但仍然是好朋友。
马：您讲过学术上的“红卫兵遗风”。
李：当代一些学人的心态有问题，觉得只有自己掌握真理，“我就是对，你就是错”，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击。有人是老师不出面，指使学生发表文章，这就太可笑了。这种心态的形成，是教育的结果。严重一点说，就是红卫兵遗风。现在学术界的很多争端，都让我想起“文革”时的红卫兵口号：“把你们都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这种教育影响深远。当然自古文人相轻，但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问题尤其突出。现在不管是哪一派，甚至包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有红卫兵遗风。
“支援意识”
马：您一直强调在学术上要有原创，要有突破，问题是什么叫“原创”?什么叫“突破”?
李：自然科学的范式(paradigm)转换需要经历常态科学发展的漫长过程，在这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原创”和“突破”，只是层次、程度、范围、大小不同而已。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也如此。爱因斯坦“突破”牛顿前，仍有许多大科学家；只身千古的莎士比亚外，仍有许多大文学家。他们都有不同性质、不同成就的“原创”和“突破”。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做出“范式的转换”或“伟大的突破”的，而任何增砖添瓦、补充改进、旧瓶新酒，都可以是“原创”和“突破”，只是规模、意义、作用可能小一些。但比那些蔑视一切、抹杀过去、空谈创造者，要有价值得多。自己老摆出一副创造脸却并无创造，如鲁迅当年嘲笑过的“创造社”一样。现在有些人还只是半个专家，还在路途上，就目空一切、骂倒一切。古人叫轻狂。所以我更赞赏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了贡献却并不张牙舞爪轻视别人的人。
马：要“创造”是否就要摆脱“依附”？
李：非也。我倒愿意为许多年轻或不年轻的学人所蔑视的“依附”说点话。
我认为，任何真正的“创造”都不是变魔术似的无中生有，而恰恰必须“依附”在前人的成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包括最伟大的“创造”如爱因斯坦，也如此。为求“原创”“突破”“创造”，而不重视继承、依附、延续，天马行空，结果很可能不是前进，而是倒退。这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上，都有历史的先例。
马：因此您很早就强调和重视“支援意识”。
李：在八十年代与崔之元的一次对话中，我讲我承认方法是重要的，但思想的深刻在于其实际内容。我同意林毓生的话，方法好比篮球规则，背得再熟还是不会打。原创力一方面靠先天的领悟能力，一方面后天有一些范例可以学习。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Personal Knowledge书中认为，思想时总要有所依凭，不是凭空乱想，这依凭就是“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个人只有在支援意识中潜移默化，才能逐步体会和领悟深刻的道理。比如社会中奇理斯玛（charisma，意为“魅力、感召力”）权威的存在，就可以为个人提供一种支援意识，使人的思想有所依凭。库恩的范式概念很受波兰尼的影响。一个人必须在范式中受到思维锻炼，才能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新问题，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向来主张多翻译国外的重要学术著作，与其轻率地写作，不如严肃地翻译。只有当一个社会文化中的支援意识深厚丰富起来之后，个人通过学习大师也就是奇理斯玛权威的著作，才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逐步使思想变得深刻。
当然，创造需要知识，但知识却不等于创造。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觉得从知识到力量，其中还需要某种转换。就是说，要使知识（对象）变成力量（主体），需要有某种科学的选择、组织、建构、融化的工夫，这样才能将知识纳入你的智力结构，成为你的能力，符合你的需要而为你所自由驾驭，而不只是像机器那样被动地贮存，凭外在的指令输入输出而已。要善于主动地选择、建构、运用知识，使合规律性的知识趋向于、接近于你的合目的性的意愿和创造。我们不是玩赏知识，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创造而学知识。
李泽厚。
能留下两三本就很不错了
马：您似乎极少谈自己的学术计划或出版计划？
李：我从来不愿意谈自己的计划，一般都是做完了再说。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说过四种有关国民性的态度：第一种是中国人的“说了不做”，第二种是英美的“说了就做”，第三种是日本人的“做了再说”，最后一种是德国人的“做了不说”。这说法大概没有什么根据，但这四种不同的态度确实存在。我想自己做不到最后一种，也应向第三种看齐吧。我的好几本书出版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倒不是要故意隐瞒，只是种习惯罢了。但也有一些具体原因，如总有一些人要捣乱。你的书或文章即使写出来了，也总有人要捣鬼，让你发表不了，出版不成。我有过这种经验，所以更不愿意说了。
马：您从不乱出书，但还是出了不少，三联书店出过您的全集。
李：那不是全集，是《李泽厚集》，十卷十二种，2009年出的。《美学论集》《浮生论学》《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什么是道德？》《由巫到礼释礼归仁》《伦理学新说述要》等书和其他很多文章、对谈，都没有收入进去。之前结集出版的《李泽厚十年集》《李泽厚论著集》也都不是全集。
马：不打算出“全集”？
李：一些出版社和朋友，曾多次建议我出“全集”或“全书”之类，但我无此打算。“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那种立言不朽的念头，似乎相当淡漠。声名再大，一万年后也仍如灰烬。世上的书够多了，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读不过来；那么多的“全集”，让谁读呢？我多次讲过，一个人能保留一两本或两三本“精华”，就已非常不错了。如果是为了研究者、崇拜者的需要，大可让他们自己去搜全配齐，何必非“全集”不可？因此，我慎重声明：永远也不要有我的所谓“全集”出现。
马：到现在为止，您的著作总共印了多少册?
李：不知道。我所有书都有盗版，这些书好像还是学生买得多，因为盗版书都集中在学校区域，可惜错字太多。还有些书，如九十年代初台湾出的编入“风云思潮丛书”的两本文选《当代思潮与中国智慧》《美学·哲学·人》，均未经我同意，我至今也未看过。
我还想说，近四十年来，虽历经风雨，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凶狠批判，却始终有不少读者予以热情关注和支持。特别是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学术变化都甚为巨大，图书出版争奇斗艳，市场价值几乎淹没一切，却居然始终有读者不厌重复、不怪简略，尤其是不嫌陈旧地买来读我的书。我的书没有炒作，不许宣扬，这实在出我意料，有点苦甜交集，受宠若惊，怎能不高兴且骄傲？
借此机会，向读者道声“谢谢”，算是告别吧。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马群林编撰）。
第一部分撰文/李永博
摘编部分原文作者/马群林
摘编/李永博
编辑/罗东
导语和撰文部分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