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娲人口研究：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於嘉，鲍笛
摘要
202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夫妻双方的结合。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1949年以来中国制定了有关婚姻家庭的四部法律规定：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2021年开始实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结婚率和离婚率：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结婚人数：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比2013年下降48.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养育成本高，四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已婚比例和未婚比例：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未婚同居率：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0.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性别比：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家庭规模：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1953年家庭规模平均为4.30人，1964年为4.29人，1982年为4.41人，1990年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10人，2020年只有2.62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目录1、1949年以来中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1.1�年《婚姻法》1.2�年《婚姻法》1.3�年《婚姻法》修正案1.4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2、中国婚姻状况和国际对比2.1 结婚率、离婚率、离结比2.2 历年婚姻登记数据2.3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2.4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2.5 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国际对比3、性别比失衡对中国婚姻家庭的影响3.1 总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的区别3.2�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演变和原因3.3 性别比失衡导致农村光棍急剧增加等负面影响3.4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城市大龄未婚女性3.5 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出生性别比下降4、非传统家庭4.1 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4.2 单亲家庭4.3 未婚同居4.4 非婚生育5、政策建议5.1 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5.2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5.3 对《民法典》有关收养条款的修改建议5.4 法定婚龄降到18岁5.5 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5.6 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6、结论参考文献
图表目录表1：中国2000-2020年结婚率与离婚率（‰）表：2020年中国各省份结婚率和离婚率表：中国1985年以来婚姻登记情况表：2019年部分国家平均初婚年龄情况表：2009-2019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表：2019年中国30-49岁大龄男女未婚比例（%）表：部分发达国家30-34岁男女未婚比例（%）表：2015年部分国家/地区的家庭规模情况（人）表：历次CFPS调查中18岁以下未成年受访者居住在各类家庭中的比例（%）表：2018年部分国家/地区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表：当今主要国家的法定婚龄概况
图：中国2000-2020年结婚率与离婚率（‰）图：中国1985年以来结婚登记情况图：2020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情况图：2009-2019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
1、1949年以来中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1.1�年《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于1950年4月13日由中央政府通过，自5月1日起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正式法律，颁布时间比1954年宪法还要早4年。这部《婚姻法》颠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等旧婚姻制度，其确立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大基本原则也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旋律。此外，1950年婚姻法还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并规定婚后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这部《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一条款确立的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男女权利平等。它还在第三章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中指出:“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7条)。第二条规定“禁止重婚、纳妾。”这条规定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首次明文禁止纳妾。第十七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这一离婚条款，贯彻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离婚原则，坚持了离婚自由的原则。不过，1950年的《婚姻法》从某种程度上也为离婚设置了一些限制，即需先经调解。《婚姻法》所规定的比较自由的离婚条款，帮助当时不计其数的深受包办买卖婚姻、重婚、纳妾、虐待、遗弃之害的当事人挣脱了不幸婚姻的枷锁。
1.2�年《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与1950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有以下几点重要修改：第一，1980年《婚姻法》对离婚的法定理由做了一个实体性的规定。1950年《婚姻法》对离婚只有一个程序性的规定：如果夫妻一方要求离婚，可以由区人民政府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可以起诉到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一个实体性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新《婚姻法》通过后，迎来了一阵新的“离婚潮”。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28.5万对增长到42.8万对。第二，1950年《婚姻法》规定，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禁止结婚，但对旁系血亲结婚未加限制。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规定。第三，1980年《婚姻法》将“实行计划生育”写入法律，提高了法定婚龄。1950年《婚姻法》规定法定婚龄为男20岁，女18岁。1980年《婚姻法》把法定婚龄提高到男22岁，女20岁。
1.3�年《婚姻法》修正案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对《婚姻法》的修订，从通过即日起施行。上世纪90年代初，婚外情甚至“包二奶”渐渐成为公开话题。随着一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婚外情有了“经济”基础，婚外包养情人的现象开始从隐蔽走向公开，引发了一些恶性事件和家庭经济纠纷。广东省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就“包二奶”、养情妇等问题向中央写出报告，希望引起重视。这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出台。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写进总则。针对“包二奶”现象，添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条款。还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作出明确规定，这在我国的婚姻法中尚属首次。《婚姻法》修改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为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设计了更多保障性规定。例如，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增加了离婚救济制度；要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规定子女不得干涉父母的再婚自由等。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还增设了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在夫妻财产制方面，一是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列举了法定夫妻财产制中双方共有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种类和范围。二是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包括约定的内容、形式和效力等。
1.4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了《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五编“婚姻家庭”以原《婚姻法》、《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了部分规定，并增加了新的规定。第五编第二章规定了结婚制度，并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作了完善：一是将受胁迫一方请求撤销婚姻的期间起算点由“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修改为“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二是不再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情形，并相应增加规定一方隐瞒重大疾病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三是增加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五编第四章对离婚制度作出了规定，并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增加离婚冷静期制度。实践中，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为此，规定了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三十日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二是针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久调不判”问题，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三是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将原《婚姻法》规定的“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修改为“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以增强可操作性。四是将夫妻采用法定共同财产制的，纳入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的范围，以加强对家庭负担较多义务一方权益的保护。五是将“有其他重大过错”增加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
2、中国婚姻状况和国际对比2.1 结婚率、离婚率、离结比结婚率是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结婚率=（某年登记结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离婚率有两种计算口径：第一种是一年内离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第二种是一年内离婚人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人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这两种计算口径的分母相同，但分子不相同：第一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对数，第二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人数。以“离婚人数”作分子计算的离婚率，比以“离婚对数”作分子的离婚率高了一倍。本文的离婚率采用第一种计算口径，这也是国际通用的计算口径。离结比是指一年内的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下表是中国2000-2020年结婚率和离婚率：
图：中国2000-2020年结婚率与离婚率（‰）
可以看出，中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下表是2020年各省份结婚率和离婚率：
从上表可以看出，2020年常住人口结婚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最低的是上海；离婚率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市，达到4.93‰，最低的是西藏，只有1.75‰。
2.2 历年婚姻登记数据下表是中国1985年以来结婚对数和初婚人数。
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有什么影响。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比2013年下降48.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为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
图：中国1985年以来结婚登记情况
图：2020年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各年龄段中，25-29岁的结婚人数最多，其次是30-34岁年龄段。
2.3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对数跌破800万对大关。我国结婚登记人数近年来为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和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其次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第三是养育成本过高。虽然结婚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孩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恋爱双方没有能力养育孩子，就没有迫切的动力结婚。数据表明，一方面中国的初婚年龄最近几年不断延后，另一方面同居率上升很快，而非婚生孩子还是非常少。另外，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中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些数据表明，如果我们有效降低生育成本，能够同时提高生育率和结婚率。第四是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以接受租房结婚，但在大城市房租价格也高企，况且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希望买房结婚。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择推迟结婚。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第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第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选择。“30多岁了还没结婚”在年轻人中已经见怪不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的大幅提高，调查数据显示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2021年10月，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发表调查报告《青年婚恋意愿调查：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列出了年轻人在婚姻殿堂前徘徊的几大原因：一是基于个体主义价值观，部分青年过于重视对个人价值感的追求；二是基于互联网碎片化认知，部分青年对婚恋产生灾难化思维；三是源于现代生活时空挤压，部分青年对寻找合意伴侣产生无力感；四是基于“宁缺毋滥”的择偶观，部分青年对婚姻匹配存在过高期待；五是囿于婚育高成本，部分青年对婚姻风险采取理性规避的态度；六是基于“母职惩罚”，部分女性对婚姻产生抗拒与犹疑。
2.4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我国在2010 年初婚平均年龄是男性25.9 岁，女性23.8岁。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女性的初婚平均年龄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10年间上升了2.7岁。截止目前，民政部尚未公布2021年全国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平均年龄。不过，全国多地民政部门已陆续公布了2021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下面是两个例子：例一，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26岁左右到现在已突破30岁。例二，2021年湖北省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与2016年的29.41和27.27岁相比，5年里推迟了近5岁。年轻人初婚平均年龄推迟，有以下几个原因：年轻人受教育年份的延长；高房价推高了结婚成本；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婚姻观念的改变。初婚平均年龄推迟，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如下表：
从上表可见，2019年日本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1.2岁，女性29.6岁；韩国为男性33.4岁，女性30.6岁；美国为男性29.8岁，女性28岁；欧盟27国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3.3岁，女性30.7岁。
2.5 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国际对比我们根据2010-202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出2009-2019年20-39岁女性的未婚和已婚比例如下表：
图：2009-2019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
“大龄男性和女性”是指3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下表是中国2019年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30-49岁各年龄段的男性未婚比例均高于女性。下表是部分发达国家30-34岁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的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的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从医学上来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20-30岁之间，岁以上的女性生孩子就属于高龄产妇，不孕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急剧上升。医学数据显示：15-34岁女性的不孕率约为7.3%-9.1%，而35-39岁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25%，40-44岁女性则高达30%。因此，初婚年龄推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生育率下降。
3、性别比失衡对中国婚姻家庭的影响3.1 总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的区别“人口性别比”又称为“总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中，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例如，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为106，是指这个国家的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比为106：100。“出生性别比”又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或“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出生人口中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即每100个女婴相对应的男婴人数。人口研究特别关注出生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分年龄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性别比的变化趋势是经常保持在95~106的范围之内。随着年龄的递增，性别比经历下列变化：出生婴儿性别比：正常范围一般是在103~107之间波动。青壮年性别比：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结婚年龄时，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开始接近100。老年性别比：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性别比低于100。可见，人口的性别比存在着依年龄组的递增而降低的变动趋势，这个变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0~14岁，为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二阶段15~64岁，为男性人口大致等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三阶段65岁以上，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阶段。
3.2�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演变和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升。1982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7.2；199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到2000年已经高达116.9，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8，远远偏离103－107的正常范围。从1984年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长达30多年，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198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08.32，已经超出正常值，但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引起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1990年代上半叶，国内的人口学家大多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年3月）中说：“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从而把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看成是统计不实。因此，当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性别比偏高。到了19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性别比失衡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3.3 性别比失衡导致农村光棍急剧增加等负面影响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育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此外，更主要的影响还在于社会生活方面。首先是适婚年龄段男多女少，会导致大量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尤其是导致农村男光棍急剧增加，也是天价彩礼的重要推手。男多女少，会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会形成强大的冲击，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将增多，离婚率将持续上升。其次是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大龄未婚男子越来越多，会导致骗婚、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增加。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
3.4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城市大龄未婚女性传统的婚配观念，一般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按婚姻条件的高低把男性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女性也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那么一般是甲男和乙女结婚，乙男和丙女结婚，丙男和丁女结婚，而剩下的甲女和丁男就会找不到对象了。所以，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男性。例如，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34岁人口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共有5894万人，其中男性有2788万人，占47.3%；女性有3106万人，占52.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婚配条件中仍然坚持“男高女低”，势必会导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要提高结婚率，除了要创造更多条件帮助单身男女“脱单”，社会舆论也需要改变婚配条件一定要“男高女低”的传统观念，既需要提倡男女平等，也需要包容婚配条件“女高男低”的家庭。在这些家庭中，男方要多做家务，并在育儿方面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3.5 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出生性别比下降近几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013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7.6，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5.88，2015年继续降到113.51；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2.88，2017年继续降到111.9。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出生性别比下降到111.3。可见，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出生性别比将会继续下降，直至恢复到正常值。
4、非传统家庭4.1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下面是历次人口普查的中国家庭规模：1953年“一人普”时为4.30人；1964年“二人普”为4.29人；1982年“三人普”为4.41人；1990年“四人普”为3.96人；2000年“五人普”为3.44人；2010年“六人普”为3.10人；2020年“七人普”时只有2.62人。家庭户规模小型化，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二是因为结婚率下降，“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三是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婚后不再与父母同住，而是搬出去独立居住；四是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使原本居于一户的家庭成员分散多处。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下表是根据经合组织数据列出的2015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家庭规模：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家庭规模为2.46，而瑞典的家庭规模最小，仅有1.8人。
可见，家庭规模小型化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出现了许多非传统的家庭，包括单亲家庭和单身家庭。
4.2 单亲家庭单亲家庭是指孩子仅由一位母亲或一位父亲所抚养的家庭。单亲家庭的类型，有丧偶式、离婚式、未婚生育式等几种。在现代社会，离婚率较高是造成单亲家庭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