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失踪快三个星期了。 我一边叠着在自己卧室里洗的衣服，一边练习魔术表演中说的几句台词。 现在是晚上。 快九点了。 父亲在家吃的晚饭，饭后花了点时间分析和派格一起在学校看的小说，然后在楼下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旁边的餐桌上，玻璃杯里还剩下一点琥珀色的液体，威士忌似乎确实有助于睡眠。
那时，我真的很喜欢洗衣服，特别是叠床单和毛巾。 从烘干机里拿出衣服，感受着衣服的温暖，然后看着他们在我下面变成方形、矩形，一叠象牙白色(床单)和蔚蓝(蓝色)毛巾)，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 手里叠着衣服，脑子里思绪纵横。 有时必须勒紧缰绳，决定神。 那天晚上我在想魔术的把戏。 被称为“方圆”。 我想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 要表演这个把戏，用亮黄色的圆筒。 圆筒的表面有华丽的图案，还有和方形奥特曼的头有点相似的箱子。 箱子底部用铁丝网做了尖顶一样的框架。 表演一开始，我会仔细地向观众展示两个道具，都是空的——有时会让魔术棒穿过圆筒，用手臂穿透方盒——把圆筒放进箱子里。 准备好了，我从圆筒里取出十几条丝巾，有鲜红的，紫色的，淡黄色的，一个接一个，好像永远吸不完。 这时，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这一切都结束了，箱子应该是空的了，“哗”的一声，我从箱子里又拿出了一只维尼宝贝松鼠。 那天晚上，我觉得应该把松鼠变成尼宝贝的猫，所以练习了台词。 台词让我觉得应该谈谈受惊逃跑的猫。 是的，是一只失魂落魄的小猫。 好的双关——猫和孩子们！ 如何把丝巾这个道具融入故事是关键，那么猫，比如凯蒂猫，和围巾、手帕什么的有关系呢？ 丝巾还得薄，或者数量要少。 否则，套在我手臂上的秘密袖洞就装不下了。 关于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肯定会更喜欢猫。
我正要把折叠好的床单放进柜子里，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 再看一遍，是佛蒙特州的区号。 而且是只有一个人的区号。 这让我想起来了。 是里克尔特警官的号码。 一周前他打来电话，但后来没有联系，只告诉我上次电话也暂时没有任何消息，就问我和派格能不能忍受。 那时，他白天打电话来了。 据父母说，是“正常的上班时间”。 这次不一样。 是晚上。 我把床单放在卧室外面的地板上，接了电话。
“喂？ ”
“莉安娜，我是里克尔特警官。 你怎么样？ ”
我靠在墙上，心里突然害怕起来。 你找到妈妈的尸体了吗？ 他一定是刚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在睡觉，不接电话，所以才给我打电话的。 不，我又对自己说了。 他一定只是听着，没有什么要举报的。 他为什么晚上9点打电话来呢？
“你在听吗？ 莉安娜？ ”
我咽了口唾沫，说：“嗯，我在听。”
“没什么吧？ 你好像不太对劲呢。 ”
“你找到妈妈的尸体了，对吧？ ’我说话的声音很可怜，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没有。 天哪，没有。 对不起，我吓到你了，对吧？ 尸体找到后，先给你爸爸打电话。 我找你不是为了说这个事件。 ”
“啊。 ”
“我只是有点事。 是私事。 ”
“这是什么意思？ ”
“对不起，我一时想起来了。 我刚才和妹妹在电话里说了。 她住在米德伯里。 她的女儿，也就是侄女星期六过生日，要开派对。 你想去看表演吗？ 可以吗？ ”
“几岁的孩子？ ’我有点虚弱，不想给中学生表演，很累。
“刚满8岁。 ”
“是吗，是的。 几点了？ ”
“下午吧。 ”
“是的。 ”
“是的，可以吗？ ”
“嗯”
“太好了。 ”
“你有几个孩子？ ”
“还不知道。 让妹妹打电话吧。 她会具体跟你说的。 ”
“你去吗？ ”我刁难地问。
“当然去。 侄女是个好孩子。 我叫朱莉。 ”
刚挂了电话，派格就在旁边看着我。 她穿着睡衣，额头上挂着的近视眼镜像发带。 “是谁？ ”她问。
“找个做我工作的人。 ”
“你要玩魔术吗？ ”
我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看起来要吐？ ”她问。 “我……呃……刚才站起来很着急。 ”
“你真的要去吗？ ”
“是真的。 ”
“几岁的孩子？ 四岁吗？ 五岁吗？”
“快八岁了。 ”
派格连连摇头。 “哇，上三年级了，我想在派对上看魔术。 你觉得她这么有出息吗？ ”
“有些人喜欢看我的表演。 有些孩子很大，有些孩子和我一样大。 ”
“那是因为他们不用听你的练习。 凯蒂猫？ 你真的要演凯蒂猫吗？ ”
“你在听我练习吗？ ”
“没办法，你不想听还是问了？ ”
我拿起叠在地板上的枕套，揉成一团，半开玩笑地朝她扔去。 我没有告诉派格，打电话来的人是正在调查事件的刑警。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总之有必要保守这个秘密。
夜深了，父亲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盖在椅子上的坐垫是阿兹特克的品牌，是紫红色的。 电视开着，正在播放波士顿红袜队的棒球比赛。 家里的宠物猫蹲在沙发椅的扶手上，活得像狮子的脸。 家里只有这一台电视机，放在妈妈亲手做的红木橱柜上。 房间里的地板和天花板的书架也是红木材质，颜色很配。 书架上安装了双层玻璃门，里面装着两部父亲写的传记，有英语版和法语版。 我在旁边的长椅上
坐下来，看着熟睡中的爸爸，再看看他身旁桌子上放着的酒杯。酒杯里还剩下少许威士忌，颜色相当漂亮。在学校里虽然没怎么喝过酒，但是情人节开晚会时我也尝过一点儿。初次喝到嘴里时，温热的酒精顺着喉咙渗入胸膛，那种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新英格兰的作家们历来喜欢红袜队，爸爸自然也是其中一员。那是一种富有浪漫情怀的喜欢。还记得读中学时，爸爸就跟我讲过，红袜队的球员们不单梦想战胜洋基队，甚至还想在世界大赛上拿冠军。那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狂想，是爸爸那群人热爱红袜队的源泉。那些年，红袜队几次与胜利擦肩而过，不但没有浇灭球迷的热情，反倒使他们更加痴迷。红袜队这些年倒是拿了几次世界冠军，不过在2000年的秋天里，为这支球队加油、打气，简直等于是在经历一次次诗意的心碎。
看了一会儿，我伸手轻轻摇了摇爸爸的膝盖。爸爸一个激灵，睁开眼睛，似乎吓了一跳。待到看清是我，长着一对酒窝的脸上才荡漾出微笑。阿赫博格家族的男人都有一双宝蓝色的眼睛，除此以外，爸爸还有一口近乎完美的牙齿以及强有力的下颌。不过，爸爸如今看上去已有了中年人的沧桑，而且每况愈下，过去几周里已经老了许多。不只是他，我和派格也感觉大了许多。还记得一年前的秋季，学校开过一门社会学课程，课本里曾经讲到过一个名词，叫“三明治的一代”，说的就是我这类人吧。仔细想想，既要照顾爸爸，又要管派格，我这肩膀是不是太稚嫩了呢？可要是命中注定，我又能如何？
“丽安娜。”爸爸嘟囔了一句。
“我觉得你还是去床上睡舒服一点儿。”
“谢谢。”爸爸凝视着我身后的电视机，看清楚了比赛的分数，“我睡着的时候，他们还赢着呢。现在好像不是了。”
“对不起。”
“刚才正做着美梦呢。”他看了一眼手上的结婚戒指，然后抬手揉了揉双眼。
“梦到什么了？”我问。
“梦见我正在给你大声朗读罗尔德·达尔一本书中的段落，应该是《好心眼儿巨人》吧。我们正坐在飞机上，要去迪士尼乐园。我在模仿苏格兰人朗读，口音一塌糊涂，结果坐在我们前面的一个男的——英国人——转过头来纠正我，说我用这个口音来朗读达尔的作品简直毫无现实依据。”
“爸爸，不是梦，真的有这个事情。那时我差不多七岁吧。”
爸爸摇摇头：“是做梦，那个乘客就是好心眼儿巨人。”
“哦。”
“不过最美妙的是，你妈妈正靠在窗户上睡觉呢。记得吗，她从前可是最喜欢坐靠窗的位子啊。”
“记得。”我说。有时我真想纠正爸爸——说起妈妈时，他用了一个表示过去的词语。不过我也只是想想罢了，心里明白，他说的不过是现实，我又怎好怪他呢？至于我自己，虽然嘴上没这么说，可是终有一天，现实总是要面对的。
“那倒是，她在飞机上总是睡得很香。”
爸爸略带俏皮地笑了，说：“那是因为她总是按时服药，镇静剂，再加上喝了一点儿红酒，还有飞机的噪声，也是催眠的。”
“所以那些治疗失眠的医生应该去研究研究飞机上的噪声，或者说红酒什么的。”
“飞机噪声就好，不要红酒。酒精可能引发异睡症。”
“对呀，差点儿忘了这个。”我说，然后想起来了，“周六我有节目。是个小女孩儿，开生日派对。”
“哦，是吗？太好啦！在哪里？”
“米德尔伯里。”
爸爸扬起眉毛：“有我认识的人吗？”看得出来，他是希望自己在这其中充当了桥梁作用——派对的主角兴许是系里某个同事的小屁孩儿呢？
“好像没有。具体情况我还不知道呢。”
“那家人姓什么？”
我耸了耸肩膀：“小女孩儿的妈妈会打电话给我。一……一个朋友介绍的。”
“哦，真了不起。管她是谁呢，找到你是他们的运气。”
“谁知道呢？”
爸爸长长地吸了口气，站起来，伸直高挑的身体，拿起桌上还剩下一点儿威士忌的酒杯，走上前关掉电视机，然后伸出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猫咪身上的软毛，看着它，脸上微笑起来。爸爸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真想叫住他，告诉他说，介绍我去表演的其实是个警察，也有梦游的毛病，而且还认识妈妈。可是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
除了爸爸，其他人说起妈妈的时候，也用过表示过去的词语——尽管她的尸体还没找到。无论是佛蒙特州的家里还是阿姆赫斯特学院，我都有一些特别直率的朋友，他们会干脆地告诉我说，我妈已经死了（不用自欺欺人，死了就是死了），随后再坦白地告诉我，家里还没怎么死过人，即使有，顶多也就是祖辈中的某一个。那天晚上，我到朋友艾伦·库珀家玩，两个人在她卧室里抽了一顿大麻。接着艾伦便说，她那么大了，还从没出席过葬礼，因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还活着。然后，她想了想，又说：“不过呢，家里以前倒是死过几只狗，还有一只猫。但是这些不算的，是吧？”
“算的。”我说，一来是想表示善意，二来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家里的宠物猫，包括从前养过的那几只。不过艾伦的意思我懂，她是在说，我和朋友们都很幸运，有如活在蚕茧之中一样。的确，我们中有几个已经失去了亲爱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就像我，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外公外婆呢，8月份来过佛蒙特，大家看在眼里，两位老人身子本来就弱，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所以估计时日不会太多。不过，我和朋友们也还算幸运，因为同一辈的人中，还未曾有人在惨烈的车祸中死于非命，也没有任何人的父母死于癌症、呼吸衰竭、心肌梗死、动脉瘤破裂等这些突如其来的疾病。这次妈妈莫名其妙失踪，让许多朋友如梦初醒，意识到世事难料，人生其实充满了不幸。这件事让朋友们害怕，也许看到我也觉得害怕；因为我，大家想起了最想忘却的那个东西。
伯灵顿中心医院对面矗立着一幢米色的砖房。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我开车去了砖房里的睡眠中心。为什么要去呢？也许是因为加文·里克尔特说的话吧，还有他和妈妈之间的某种关联——我是说我那活生生、充满生气且时常梦游的妈妈，而不是里克尔特正在寻觅、仿佛离我越来越远、难以捕捉的一个幽灵。过去的七天里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去一趟睡眠中心呢？自从妈妈失踪后，我经历了悲痛、百无聊赖和筋疲力尽，现在是时候做点儿什么了。加文的话提醒了我。
出发之前我没打电话预约，觉得打电话只会起反作用。接待员一听我的名字，肯定马上报告，等医生知道了，再打电话来就会有所防备。对于医疗保险责任法案以及患者隐私保护的基本内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何况这名患者还是犯罪调查的当事人。这种情况下，医生自然会极为谨慎。
不过，要是亲自走一趟的话，应该能从医生那里获得一些信息，至于是什么样的信息，我也说不准。无论如何，我得试一下。讨好卖乖，作出一副可怜而且失魂落魄的模样，这些我都愿意，也不难——这段时间所经历的苦痛已经足够了。
快吃午饭的时候，我到了睡眠中心，在三楼的候诊室找了个座位坐下，透过窗户看着远处的阿迪郎达克山脉和尚普兰湖。接待处就在候诊室的对面，过道的那一边。我没动，不想上前自我介绍。要说有主意的话，那就是等候医生出来吃午饭，待她走到电梯门口时再上前去，不管她去哪里，哪怕是车库，也要一直跟着她走。医生名叫辛迪·亚吉尔，我只见过一面，不过从巴特勒出来之前，我特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查过她的资料。亚吉尔五十六岁，长着棕色的眼睛，赤褐色的卷发已经开始发白，是医院睡眠中心的负责人，已经在这儿干了八年半，而且打算再干五年，直到退休为止（“要坚持下去。”最近一次报社采访她时，她曾开玩笑说）。
候诊室里大多时候没有其他人，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时而翻翻放在靠墙桌子上的杂志。1点刚过，医生陪着一名年轻男子从诊室出来，朝电梯间走去。年轻男子上身穿一件防风夹克衫，下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看样子是和我差不多的大学生。我赶忙站起来，跟在他们身后，发现亚吉尔并没有跟着年轻男子走进电梯，于是松了口气。等电梯门一关，我便开口说道：“很抱歉打扰您，我叫丽安娜·阿赫博格。我们见过一次，大概五年前吧，我妈妈第一次上这儿来的时候。”
听了我的话，医生把手里的笔记夹放低了一些，压住身上的裙子，说：“哦，我记起来了，是那一次。你还好吗？”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她故意加重语气，把“还好”两个字拖得长长的，头微微侧着，微笑着看着我。
“不太好，也不是很糟糕。我的意思是，我还没完全绝望。”我告诉她，满心希望能从这样一位专业人士那里获得一点儿安慰，“我在想，也许妈妈是头部受了伤，或者发生了什么意外，所以失忆了。你知道的，说不定她是梦游的时候摔了一跤，刚好碰到了头。失忆后突然又恢复记忆，这种事经常发生，我说的对吗？”
“哦，那是电影里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说这话时，她的目光柔和，语气却很坚定。
“也或许她是被绑架了呢？说不定是被关在谁家的卧室里或者某幢楼房里，然后用不了多久，警察就会找到她，把她解救出来。”这些想法一说出口，我就有些良心不安了——怎么能这样诅咒自己的妈妈呢？想这些可能性也太天真了！可是再一想，即便是被绑架了，也总比死了好啊。难道不是吗？
“是的。”医生附和了一句，“这倒是有可能。”不过我还是听出来了，她压根儿就不信我的话，这么说只是顺着我而已。不过即便这样，我也没有觉得不快，因为我需要别人顺着我。
“不过也不太可能，是吧？”
“是的。”医生突然调转话头，“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吗，丽安娜？能帮到你吗？”
“我想和您谈谈我妈妈梦游的情况，想了解一下……”
“这件事嘛，我是不可以和你讨论的。”她说得很坚决，不过语气倒是很和善，“你母亲是一名患者，我们有严格的法律保护患者的隐私。很抱歉，实在没有办法。”
“我明白，而且警察也很可能问过您很多次了。不过，我能问您一些无关隐私的问题吗？”
“比如说？”
“比如说关于梦游的，比较笼统的问题。是这样，妈妈开始梦游是我上中学那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了解到不少东西，这两周里也查了很多资料，不过还是有好多地方我不太懂。”
亚吉尔看了看手表，说：“等会儿我还有一个病人。这样吧，我去吃根香蕉，一根燕麦条，家里带来的。你要是不介意看我吃东西，就到我办公室谈谈？”
“没问题，太感谢您了。”我说，一边跟在她身后原路返回。经过接待处时，看见旁边有一个小房间，墙上挂着一排排睡觉时佩戴的呼吸面罩，面罩连着软管，活像恐怖片里的一件件道具。看着这些玩意儿，我脑子里不禁浮现出一个连环杀手，手里挥舞着一根活像索命绳的管子，脸上正好戴着其中一副面罩——虽然在这个时候不应该产生这般念头。走进医生那间小小的办公室，从窗户望出去，对面正好是佛蒙特大学校园中心地带那片四四方方的绿地。亚吉尔招呼我在办公桌面前的椅子上坐下，自己则在对面的大真皮椅子上坐了下来，伸手从后面的背包里拿出香蕉和燕麦条，把燕麦条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
“看到了吧，我过得多充实啊。”亚吉尔说，“好啦，来说说梦游吧。”
“我好想妈妈。”我突然脱口而出——没想到坐下来后，开口竟然是短短的这样一句话。本来以为能稳住自己，可是万万没料到，待到真的坐在这样一位年长女性面前时——她可是对妈妈夜里经历过的梦魇了如指掌的人啊——我那好不容易武装起来的勇敢的成年人外表立刻分崩离析，先前那种坚定、理性的样子瞬间化为乌有，心里的话如泉涌一样倾泻出来，仿佛变成了一个孤苦无助的孩童，见了可亲近的大人，立即扑进人家怀里，嘴里咿咿呀呀地述说个不停。
“我怎么会感觉妈妈就像生病了一样。我去了学校，两个夏天没在家，结果回来一看，她就不在了。我想知道，她到底在哪儿啊？为了家里人我也尽力了，可还是不行，没有用。那天晚上她起床来，我居然都没听见，我……”
“嗯，看来你不是跟我谈梦游的，是吧？丽安娜，你现在压力很大，肯定很难过，但其实不怪你。不过很抱歉，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治不了这个，而且即使我知道怎么做，我也不能帮你。说吧，有些什么梦游方面的笼统问题要问我？”亚吉尔说着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搁在桌子上，手的左右两边都放着一堆文件。她的眼里分明流露着哀伤的神情，也许是在为妈妈的事难过，又或许是因为真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悲哀吧。
“好吧，”我振作自己，说，“很抱歉。”
“不用道歉，你没做错什么。”
“她的尸体没找到。”我继续说，“有人倒是在盖尔河边发现了一块布，是她睡衣上的。河上的那座桥以前她的确不止一次去过，走着去的。这样说吧，假设真的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其他很多人是这样想的——那么那天晚上她应该就是在发现布片的地方下了河。可是如果她的脚都碰到了水，为什么人没醒过来呢？梦游的人真的会睡得这么沉吗？”
“她是有可能的。”
“可能醒来吗？”
“是的。”
“会不会醒来得太迟了，比如说当时已经溺水了？”
“有可能。”
“您以前有过这样的病人吗，梦游过程中死掉的？”
“没有，谢天谢地。”
“那凭什么大家都认为我妈是梦游中死掉的呢？您呢，您怎么可以确定呢？”
“你妈妈的这种梦游症状是比较少见，可是也不能说没有先例。几年前，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位妇女就直接走进湖里溺亡了。”
“那件事我在网上看到过，新闻中报道了。”
“还有很多事件，大同小异，有的很悲惨，有的很奇特。关于梦游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有好多可以说是……是比较极端的，比如有睡着了去烧饭的，有睡着了和别人发生性关系的，还有睡着了去犯罪的。几年前我有一个病人，居然在睡眠状态下开车。一天晚上，她把自己的车倒出车库，结果撞到了邮筒上，这才醒过来，然后就上这儿来治疗了。而且就是这位病人，有一次不仅没在梦游过程中醒过来，反而开着车四处兜风呢。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她竟然一路开到了河边的停车场，上顶楼停好车，然后步行大约一英里回了家。”
“我查过资料，里边说梦游有遗传，是真的吗？”
“是的，当然会遗传。那你呢，丽安娜，你梦游吗？有没有经历过呢？今天是不是因为这个才到我这儿来的？”她问，语气中充满了关切。
“今天”，这个词我在心里掂量了一下。小的时候我确实梦游过，妈妈大概告诉过面前这位医生，说不定她还填过什么表格，把我的详细情况写了下来，调查问卷那种形式的，和家族病史有关。
“没有。”
“很好。如果有的话，我是说，如果有什么事的话，请你过来找我，好吗？”
“没问题，有事情我就给你打电话。”
“那就这样？”
我摇摇头，继续问道：“据我所知，梦游是非快速眼动期的一种现象，为什么人会在这个时候梦游呢？”
“关于这一点目前只有理论上的解释，所以如果单是看脑电图上的三角波——也叫δ波——的话，一般是看不出来它和睡眠其他阶段的脑电波有什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说，在生理学意义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那简单一点儿说，是不是因为大脑中支配理性判断的那部分睡着了，而支配运动的那部分却醒着呢？”
“这么说也可以，不过本质上其实是和大脑中一种细小的化学物质有关，这种化学物质担负着信息传递的功能，叫γ氨基丁酸，简称GABA，是一种让大脑中的运动神经系统平静下来的抑制成分。对于小孩子来说，大脑中的神经元还未发育成熟，所以唤醒障碍在儿童时期比较常见。也有这样一些成年人，要么是他们大脑中的抑制性神经元始终没能发育成熟，要么是非常容易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从而引发了异睡症。环境因素包括睡眠缺乏、过度疲劳、压力太大、服用某些药物等。”
“我妈妈呢，她换过药吗？”
“这个我不能说。”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就是由于我爸不在家，我妈为了确保夜里不会下床来，所以采取了某个措施，没想到这个措施却起了反作用。有这个可能吗？”
亚吉尔看着我，沉默不语。
“真的不能告诉我吗？”我低声问。
“不能，真的不能。”
“那您能告诉我，为什么她只有在我爸出门以后才梦游呢？”
“不能。”
“是因为您不知道呢，还是因为要替病人保守秘密？”
“我也只是怀疑而已。”亚吉尔说完，轻微地挥动了一下手。
“您的病人中有像她那样的吗？”
“当然了，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患者只在独自一人睡眠时出现梦游，不过这种情况也很少见。实际上，梦游本身就不是普遍现象，虽然记录在案的病例很多。”
“可以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我只是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您觉得我妈有可能自杀吗？”
“你是说有意的？”
“对。”
亚吉尔看着窗外的佛蒙特大学校园，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说：“不会的。绝对不可能我不敢说，我刚才说了，我不是搞治疗的，所以再怎么样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我自己也是一名母亲，而且在和你妈妈一起治疗异睡症的那段时间里，我也和她聊过，我觉得她不可能自杀。她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这我了解，但是吃药和寻短见毕竟完全是两回事，对吧？”
“对。”我说。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很怀疑。正在这时，睡眠中心的接待员已经站在了门口。不用问，时间已经不允许我继续问下去了。亚吉尔和我几乎同时站起身，她从书桌后走出来，给了我一个拥抱。我说了声“谢谢”，离开了睡眠中心。
安娜丽·阿赫博格走了，可在我们那幢红色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里，妈妈的身影却仿佛无所不在，触手可及。恍惚之中，妈妈好像消失了，又好像从未离开过这所房子，就好比那头顶上的天空，明明白白是存在着的物体，却又够不着、摸不到。爸爸每当提到妈妈的时候，总是说她过去如何如何，其实我知道，他心底里跟我和妹妹一样，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毕竟，秋天才开始不久，而且故事里不是经常说那些失踪的人好多个月以后又突然冒出来了吗？总之，房子里现在老是空荡荡的——那个做主妇和母亲的，是一个我们都习以为常了的符号，没有了这个符号，大家心里仿佛都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缺了这个符号，就需要用一套新的辞令、新的仪式来填补，它们可不是短时间里就能发展出来的啊。
主卧里还有母亲穿过的衣服，有的折叠得整整齐齐，静悄悄地搁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有的用衣架撑着，规规矩矩地挂在衣橱里。还有那本黑色封皮镶着银边的小说，漂亮极了，她失踪之前一直在看，是关于玛丽莲·梦露的，也依然放在床头柜上，里面夹着书签，翻开一看，在218页和219页之间。走的时候她没戴首饰，都摆在了梳妆台上——一棵银子做成的小树，大概二十厘米高，没有叶子，上面挂着几对耳环（钩子、坠子都不相同，有鸡心的，有水珠的），是她最常佩戴的；首饰盒里放着那只挂了小坠饰的手链，一半在盒子里，一半在盒子外，坠饰包括一只小猫、一座谷仓、一只蝴蝶和一颗鸡心。我把它们一一收拢，放回盒子的小抽屉，然后拿起一只手镯。手镯是银的，镶了蓝色的黄玉，很粗，沉甸甸的，妈妈很喜欢它，以前晚上和爸爸出门的时候经常戴在手腕上。把镯子放在手心里，我感受着它的分量，被它温暖着。过了好一阵子，我把手镯放回盒子，和它做伴的还有好多曾经属于外婆的首饰——几条项链、成串的月长石、一件件黄金饰品和一串珍珠。
警察过来的时候，带走了妈妈的手机和电脑，他们认为那些电子邮件里、浏览过的网页上甚至某个文件中应该会有什么线索（其实没有）。两样东西还回来之后，爸爸把它们放在了客房，以前妈妈就是在那里做设计工作和画草图的（数字时代，虽然数字产品越来越普遍，但爸妈从不在床上使用电子工具，这是他们默认的一条规矩——卧室是一片净土，里面连电视机也不能摆放）。厨房吧台边的铁凳子上挂着她的公文包，里面还装着几份度假村的设计草图，那是她的作品，地点在阿迪朗达克山上。生妹妹之前，妈妈一直在伯灵顿的一家大型建筑设计公司上班，每天往返，还时常出差。妹妹一出生，妈妈便辞掉了工作，这样便能更多地陪伴她的两个女儿。派格上一年级之前，妈妈一直在家里上班。等派格上了学，她就在米德尔伯里租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办公室就在书店旁边的楼房里，二楼。妈妈失踪后，警察把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发现爸爸已经收拾过了，办公室完全恢复了原样，连妈妈最喜爱的咖啡杯也被放回了原处，静静待在画图桌旁，像一只忠实的小狗等候主人归来。那地方爸爸还要租多久呢，我心里想，房租可是要继续付的啊。
晚上，我和派格一起看家里的相册。厚实的相册里，我们的家庭照片整齐地压在明净的塑料纸套下。我俩一张张地翻看着，几个小时很快过去了。看相册的理由很简单，不是为了查找线索（至少我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再看看妈妈的样子——有的照片是妈妈和我们姐妹的合影，有的是她和爸爸的合影；有一张是她的泳装照，在尚普兰湖一个朋友的船上拍的；另一张是她和几个朋友刚滑完雪，在喝热巧克力；还有一张是她跟几个客户的合影，身后的房子还在造，是她的设计，地基外围正在搭木材，房子的外观已经有点儿成形了。照片中的许多人都在远方——有妈妈大学里认识的熟人，这会儿住在希腊；有一个她小时候的玩伴，已经搬到伦敦去住了——这些人多半还不知道她失踪的消息，现在翻看他们的照片，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除了家人的照片，相册里还能看到我们的邻居，有的正走在巴特勒的国庆节庆祝游行队伍中，有的就站在我和派格身后——准确地说，是在“冰雪”酒店的山林小屋。那天，义务消防队举行一年一度的募捐烧烤，邻居们一边享用纸杯蛋糕，一边看我表演魔术。其中有几位邻居，8月底那几天不停地在公共场所做祷告，要给我们家注入勇气和希望，让我爸不胜其烦。
不过，大多数照片里只有几个人，那就是……就是我们——阿赫博格一家。一张张照片记录了一家人的生活轨迹：有我十岁时的，头上戴着一对假的小辫儿；有派格七岁时的，胳膊上还别着比赛的号码牌，正在滑雪坡道底下用白雪堆小天使，背后雪地里插着她那对雪橇，活像两棵挺拔的小树；有爸妈的情侣照，二十几岁的年龄，依偎着坐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长椅上；有多年以后爸妈的合影，最近拍的，我们去曼哈顿姨妈家那次；有家里三个女人的合影，连续六年的圣诞节早晨，地点都在餐厅，饭桌上摆着妈妈平安夜烤的咖啡蛋糕，蛋糕四个角上压着我们的长袜子；有妈妈扮鬼脸的，手里拿着一只巧克力小兔，那是四五年前的复活节，星期天；有妈妈在米德尔伯里办公室里的，手中捏着那副青绿色眼镜，指点着面前的画图桌，脸上一副抓狂的表情，好像是被工作逼的；有一张是全家人的合影，那是六年前，在佛罗里达的凯普蒂瓦岛，派格穿着粉红的泳衣，站在小美人鱼像身后，妈妈穿着普通的两件套泳衣，勉强算是比基尼；有一张是妈妈亲吻派格额头的，那时妹妹顶多不过半岁；有一张是妈妈抱着派格在左右摇摆，派格约莫一岁半的样子（两个人大概是在伴随着“一万个疯子”乐队的歌跳舞吧，妈妈是那些歌手的忠实粉丝。曾经有段时间，爸妈总要在晚饭前听“一万个疯子”的歌曲，一边听一边抱着派格跳舞。我那时上中学，已经知道害臊了，只敢在一旁看着他们疯玩）；有一张是我的，还没完全学会走路，正坐在我家菜地边上的一张毯子上，怀里放着一本硬纸板书，妈妈正在一旁给生菜和豌豆苗清除杂草；下一张也是我，十六年以后的了，和高中时的男朋友斯图尔特·戈德温合影。那天我俩正要出发去参加毕业舞会，我穿了件白色无肩带紧身连衣裙，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那条裙子，不过记得当时穿着跳舞很难受。斯图尔特大概和我一般高，样子挺帅，穿着件无尾礼服，不大自然，不过即使现在回忆起来，跟他在一起的时光也还是很温馨的；下一张依然是我，在伯灵顿新年才艺秀的舞台上表演魔术，身穿黑色紧身衣，带银色亮片的裙子，披着深紫色披肩，手上刚把三个看似浑圆完整的大钢圈穿在一起。像这样表演魔术的照片，相册里还有几十张。还有妹妹的滑雪照、爸爸的休闲照，也各有几十张。照片里，爸爸要么是懒洋洋地躺在尚普兰湖边，怀里放着笔记本电脑，要么是坐在自家后院的椅子上，要么就是在利普顿的“长面包”校园里，和米德尔伯里的同事聚会（顺便去拜访学术界的一些大腕儿们），他们个个都笑得极为灿烂。
看着看着，相册里最让我俩难受的还是妈妈的照片。最后，我和妹妹分别挑出三张——之所以挑三张，不是因为“三”有什么宗教或象征意义，而是因为“三”不多也不少——带回自己的卧室。秋季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妈妈的照片也给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慰藉。
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派格在上学，爸爸去大学上班），我常常会听见妈妈说话的声音。不是闹鬼，也不是幽灵作怪，而是那些萦绕在脑海中的话语，全都来自平平淡淡的往事，没什么深刻的含义：
晚饭吃奶油奶酪意面好吗？
刚才看见了一大片向日葵，太美了！
把手机带上啊，我试试能不能联系上你。
一人在家的时候，也会时常注意那只叫乔的宠物猫，看着它跑进前门旁边的杂物柜里，在妈妈的鞋子上嗅来嗅去，神情有些焦躁不安。每当这时候，我便在一旁坐下来，把乔抱在怀里，轻轻抚摸它。很多时候，四周一片寂寥，不知不觉中，我只好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强忍住眼里的泪水，或者干脆大哭一场。
前些年，妈妈开始梦游，家里人开玩笑说，是我传给她的，有些奇怪，应该叫逆向遗传。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阿赫博格家我是第一个有唤醒障碍的人。那时候“唤醒障碍”这个术语还没人使用，所以我第一次犯这个毛病时，爸妈没带我去看医生。几个月后，我去做一年一次的体检，妈妈顺便跟儿科医生提起这事，医生问了几个问题，妈妈说我睡着以后真正起床活动也就三四次的样子（而且前一个月里一次都没有），医生便笑着说，没什么大不了，不用担心，这种情况在小孩子中间并不少见。妈妈又说，梦游的时候我好像根本就是醒着的——大睁着眼睛——可就是连父母都不认得。医生安慰妈妈，说长大就会好了。后来还真是这样。小时候梦游大概是和上幼儿园有关（当然也可能毫不相关），脑子有太多新鲜的经验和刺激要处理，也可能是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或者是在家里感受到压力的一种反应。不管什么原因都无所谓了，因为随后的两年里，我虽然还梦游过两次，但二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里，我都是一觉睡到天亮，看见爸妈却不认得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好啦，现在我们有一个盒子，一个古董盒子，是我从埃及带回来的盒子。”说这话的人是我——“魔女丽安娜”。时间：周六下午。地点：生日聚会。人物：十几个小男生和小女生。我的着装：紫色伊斯兰长裤；白色礼服衬衫在肚子上方挽成一个结；带涡纹图案的马甲，是在伯灵顿的一家古装店淘来的；光脚，趾甲涂成薰衣草色，和长裤的颜色搭配。这身打扮还算合适，虽然说不上暴露，不过把衬衫向上挽起露出肚脐，以前还从来没这样做过。表演开始了，迎面而来的是孩子们及其爸爸妈妈热切的目光，不过大多时候我能感觉到的，却是加文·里克尔特警官的目光。里克尔特这会儿在他妹妹家做客，他斜靠在壁炉台上，身上穿着牛仔裤，一件黑色高领毛衣。我尽量不去想他，可是很困难。他看着我，犹如一头狮子殷切地注视着猎物，身体一动不动，像块石头似的。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头羚羊。
“你是坐飞毯回来的吗，茉莉公主？”地板上跪着的一个男孩儿高声问我。这男孩儿胖乎乎的，穿着一条迷彩长裤，一件约翰迪尔牌运动衫。这一喊，不仅打断了我的台词，男孩儿整个人还朝这边凑过来，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幸好，“茉莉公主”这个玩笑还算是对我表演的鼓励。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这小家伙，估计他会是个刺儿头，所以早早地把宝盒拿了出来，好让他直接参与进来，做我的托儿。一般情况下，对表现不好的人我是不会有好脸色的，但是表演的时候除外，但凡有怀疑我、挑战我的人，我都先想尽办法拉拢再说。
“说实话，是的。”我回答说，“你叫什么名字？”
“福斯特。”
“好的，福斯特，我要请你帮个忙。”我告诉他。话音未落，小男孩儿就像猴子似的蹦了起来，一眨眼的工夫便站到了我身旁。我手里的宝盒大概五英寸见方，三面镶着同样的图案，是几只红色、闪着霓虹灯的骆驼站在金黄的沙漠中，第四面则画着可可色的金字塔。盒子是锡做的，顶上有金色流苏做的提手。我把宝盒递给男孩儿，让他用右手拎着流苏提手，又往他左手塞了条丝巾，这样一来，他便腾不出手来检查宝盒里面是不是空的了。
“大家都看到了，你——福斯特也看到了，盒子可是空的哦。”说着，我拉开盒子前方的小门，即画着金字塔的那一面。现场的孩子和爸爸妈妈们眼睛一齐投向盒子的内部，盒里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我一边展示盒子，一边念念有词，述说金字塔的那些神秘故事，有哪些寻宝的人如何无缘无故消失在塔里，等等。
“有很多箱子，装满了金银财宝，都被古代的人藏起来了。这些人设计了陷阱，一旦有人打开箱子，立刻就会有匕首刷刷地飞出来。”我煞有介事地说。
说完，我伸出一只手，拿起牌桌上的钴蓝色围巾，另一只手关上金字塔小门，然后左手卷成筒状，右手把围巾塞了进去，一边告诉观众们，埃及和佛蒙特相差太远了，金字塔里头的那些通道黑乎乎的，连接的可都是些坟墓，即使大家没去过埃及，也还是能想象得出来，在里面走动肯定会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说完，我摊开左手，五个手指伸展成海星的样子，亮出手掌心给观众们看——围巾早没了。
“那么它是真的不见了吗？”我眉毛一扬，问孩子们，“真的有东西会永远消失吗？”说完，我瞟了一眼站在壁炉边上的里克尔特，两个人的目光瞬间相遇了。
“不会！”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大叫，大概都知道这才是正确的答案。我不再走神了。
“对。”我说，“好了，好希望刚才的围巾是在这个盒子里，否则要重新弄一条来我可不干。福斯特，请你帮我把小门打开好吗？”
福斯特很听话，我的戏法就要成功了。只见他伸出手，去拉盒子前门上那只小小的把手，也就是我先前拉过的那只。刚一动手，盒子的四面，外加上它的底部，全都啪的一声爆裂开来，七零八落地撒在地板上。福斯特现在手里拎着的只剩下一个盖子以及流苏做的提手。再仔细一瞧，盖子上有个钩子，钩子上挂着的，正是那条钴蓝色的围巾。孩子们顿时尖叫着欢呼起来，他们的爸爸妈妈也鼓起掌来。这下福斯特可是心服口服了。余下的时间里，他跑前跑后，成了一个忠实的帮手，我也就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小寿星身上。小女孩儿一头金发，扎了个蝴蝶结，身上穿一件白色的礼服连衣裙。不过，我一边在卖力表演，一边却想着里克尔特警官。
“你刚才穿得很新潮嘛，佛蒙特州的时尚代言人。”里克尔特警官对我说。厨房里就我跟他两个人，他手里拿着一杯苏打水，背靠在洗碗机旁边的灶台上。至于他的外甥女，正在客厅里和孩子们一起打开生日礼物，大人们则在一旁看热闹。警官的妹妹刚才给我倒了一杯红酒，我说了声“谢谢”，没有喝。那时我刚满二十一，总觉得我既然都是大人了，在孩子们面前喝酒自然不太合适——就像小丑卸掉脸上的妆一样。还有，正常情况下我都是表演一结束就要离开，小孩儿的爸爸或妈妈悄悄塞给我一张支票，随后我便走人。这次不一样，我没急着走，喝了些柠檬汁，用印着芭比娃娃的粉红色纸杯装着。之所以喝饮料，也是因为这样一来，两只手便不会没地方放了。
“这个……这个也是慢慢形成的风格。”我回答说。心里虽然不紧张，但脑子里仍旧有些警惕。毕竟，面前这个人是警察，而且他到底跟妈妈什么关系，我还得弄清楚才行。不过说实话，这人长得帅，又会说话，实在有些迷人，在他身边，我有点儿把持不住自己，“以前有些千篇一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你说这话，好像人到了中年，可以勇气十足地回顾往事一样。”他打断我说。
“你知道我的意思。那时我读中学，总是穿黑裤子、围披肩出场，还戴了顶高帽子。我自己居然不知道这样的打扮像个男人，所以后来就尽量女性化一点儿了。”
“扬长避短嘛。”
我尽量放松自己，显得更自然一点儿。本来想把衬衫上的结解开放下来，遮住肚皮，又害怕这样一来，只会把对方的目光吸引到我的衣服上来。
“开始的时候，我模仿巫师梅林的风格，后来哈利·波特出来了，我就改换了一下，把哈利当作模板，弄来一件教堂唱诗班的长袍，染成黑色，穿在身上。可是这样一来，我倒真像个术士了，而且还活动不开，双手和胳膊动作不灵活。”
“平时哪个练得更多呢，手上的功夫还是嘴上的故事？”
“手上的功夫练得多。台词的话我可以看情况随口编，特别是碰到二三年级的观众时。”
“那我呢，我比刚才那些小孩儿可大多了，也还是很喜欢你编的故事啊，里面有些东西让我想起了印第安纳·琼斯。”
我笑了：“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真的扮演过印第安纳·琼斯这个角色呢，不过我穿他那种风格的衬衫总是很搞笑。”
“所以你就穿了条伊斯兰长裤，不太搞笑的那种。”
“谢谢你这么说。”
“我开玩笑的，逗你玩儿呢。这个裤子很好，一点儿问题没有，尤其适合魔女丽安娜。”
我喝了一口柠檬汁。
“要是天气很冷，不能光脚，那你穿什么鞋呢？”里克尔特又问。
“我有一双珠子穿成的拖鞋，据说是波斯风格的。”
“据说？”
“其实是中国制造的，我肯定。”
“一年到头要表演多少场呢？”
“夏天在家里的话有十一二场，在学校里一学期大概有三四场。”
“你上次说也在两家夜总会表演？”
“哇，你记性很好嘛！”
“还可以，做这行的，记性好有用。佛蒙特家那边呢，有夜总会吗？”
“没，不过国庆那天我倒是去过一家乡村俱乐部，在伯灵顿郊外，给一群在露台上烧烤的小孩儿表演。”
“穿着伊斯兰长裤吗？”
“你怎么老想着这个啊？”
他摇摇头说：“哪里啊，是因为这一带没什么人穿这种裤子嘛。”
“刚才的戏法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想应该是你让皮球从围巾后面浮起来那个。”
“为什么？”
“我喜欢你讲的那段话，中间有这么一句，‘这个世界有鬼’，是吧？你说你是在一座棒球联赛的球场发现那只皮球的，那球场闹鬼。”
“对。”
“我都没看见有绳子。”
“没有绳子。”
“哦，那是真的有魔术啰？”
“魔术师才不会告诉你戏法背后的秘密呢。”
隔壁房间里突然传来“哐啷”一声，好像是桌子打翻了，随后听见里克尔特的妹妹说了句“没事，没关系”。话音刚落，她丈夫便冲进厨房，抓起烤箱拉手上挂着的一块擦碗巾和灶台上的一整卷餐巾纸，说：“果汁打翻了，问题不大，不过沙发上的垫子是米黄色的，全弄脏了。”
“要帮忙吗？”里克尔特问。
“不用，客厅里都挤不下人了，消防安全不合格。”
里克尔特的妹夫离开后，我说：“只要是小孩子聚会，肯定会打翻什么东西。我说真的，真是这样。”
“你很会哄小孩儿嘛。”
“我喜欢小孩儿。不喜欢小孩儿的人不会像我这样去表演的。”
“那天我去你们家，也感觉你对你妹妹很好。”
我耸了耸肩膀：“应该是吧。”
“她怎么样了？”
“哦，有时候她还是出去到处查找线索什么的。”
“有什么发现吗？”
“没。”
“还有呢？”
“她在尽量往前看，恢复正常的生活呗，我想。照常上学，做作业，找朋友玩儿，游泳。”
“你呢？”
“我？”我说了句大实话，“我还在等。”
“等你妈妈从前门走进屋？”
“可能吧，我不知道，反正我等着。”
“想回学校吗？”
“想，可又不想。很想念朋友，想班里的同学，想学习，想过我的生活，可是也想留在家陪爸爸和派格。必须陪着他们。你想想啊，妈妈失踪才不到一个月，而且老实说，现在除了家里的事，其他的我还真定不下心来。”
我和里克尔特沉默了好一会儿，厨房里的空气仿佛凝重了许多。最后，我吸了口气，问：“有她的消息吗，比如新的线索？”
“比起开头那两天，这段时间的线索少了些，少了很多。不过有时也有人来报告，说在拉特兰或者奥尔巴尼看到一个流浪女子，样子有一丁点儿像你妈妈，我们自然就跟进了。还有人说在湖里或者河里看见一个人，觉得是你妈妈，我们也去调查了。”
“然后发现都不是。”
“对，根本算不上是线索。”
“这个事，开头那会儿是佛蒙特的头条新闻，可现在呢，报纸上都没人说了，而且好像一个周以前电视新闻就提都不提了。”
“新闻嘛，总有一个周期的，结束了自然向前看，媒体的关注总会减弱下来的。”
“警察那边呢，还会关注吗？”
“很遗憾，也会减弱，人的本性嘛。我们是警察，调查进了死胡同，关注自然下降。每种可能性都查过后，是好是坏，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是起凶杀案了。”
“那倒是。”
“那几天，我们大概有十几个人在调查这个案子。你妈妈的朋友、客户，我们都问过话了；她的电脑和手机，刑侦那边也分析过；还有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目击证据，我们也跟进了。”说着，里克尔特把苏打水放在灶台上，伸出双手，手心摊开朝上，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还有什么可查的呢？所以我们就暂且搁置下来，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呢。”
“你觉得她的尸体还在河里吗？”
“如果还在，这段时间的干旱会有帮助，河里的水位也许会进一步下落，这样我们就能发现尸体了。河的一段我们搜过，不过尸体刚好卡在了一块大石头下边也说不定。”
我咬了咬下嘴唇，脑子里浮现出里克尔特描绘的景象，感到一阵虚脱，急忙把眼睛转向别处，免得让他发现。我想听他说下去。我需要听他说下去。
“我说太多了，”里克尔特低声说，“很抱歉。”
“没有，我应该知道。继续说吧。”
里克尔特拿起苏打水抿了一口：“有可能是蛙人把河底的泥沙搅了起来，水太浑，没发现她。”他说，“有这种事的，还记得达特茅斯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吗？”
我点点头，那件事我还记得。那年我在上小学，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失踪的是个大三学生，深夜里从朋友的寝室出来后，人就不见了。没有人想到他会出事，因为康涅狄格河边有一座房子，赛艇队的船放在那儿，通向房子的路上有脚印，和大学生穿的靴子大小吻合，而他一二年级时正好是赛艇队的队员，在轮机舱里摇桨的。大三开始，男孩儿没能进赛艇队，很明显非常失落。有朋友说，那天晚上他离开房子的时候，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小伙子的尸体直到6月份才找到。”里克尔特说，“可其实它一直在水里，距离那座房子也就不到半英里。非常不幸，让人难过。”
里克尔特喝完苏打水，把杯子放到水槽里冲洗干净：“至于你妈妈，我们真的不清楚。之所以推断她在河里，是因为发现了睡衣的一角，而且几年前的晚上她曾经走到过那个地方——桥上，我是说。问题是，这次地上没有雪，没留下脚印。”
“那她有可能还活着？”
“我可没这么说，不能让你抱太大希望。不过也对，没有发现尸体，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她也不会丢下我和派格不管，这是你说的。”
“是的，我说过，我觉得是这样。”
“那……那你是怎么想的呢？会不会根本和梦游无关？会不会是被谋杀了？”
“目前看来，这个可能性很小。不过呢，也不是没有可能。也许是在梦游路上被杀了，或者说是醒了以后被杀——醒了在回家的路上。”
“那也死要见尸啊。”
里克尔特点点头：“一般人是这样想的，另外我们也没发现谁有杀她的动机。她没有仇敌，我们看过她电脑上的联系人名单，客户中没有，邻居中也没有。你不希望她死，派格不希望她死，你爸爸也不希望她死。我的意思是说……周围的人都爱她，所有的人都爱她。”
我拉开水槽下的橱柜门，心想厨房的垃圾桶应该是放在里面。确实有。我把手里装柠檬汁的纸杯扔了进去，直起腰来，问了一个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作为一名女性难以启齿的问题：“好吧，再问你一个可怕的问题。你们调查过没有，她会不会遭到强暴了呢，就是那种没有预谋的，夜里她独自一人在外面，然后有人侵犯她了？”
“你是说她被强暴，然后被杀害了？有这种可能，不过目前看来，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你们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案子吗？”
“我没有，我在这一行都十二年了。”
我飞快地算了一遍。里克尔特大概三十三岁，比我大十二岁，妈妈四十七岁，那他应该比妈妈小十四岁。他俩认识的时候，我妈四十二，他呢，刚好二十八。
“这个不大好理解。”里克尔特继续说，“不过干这行久了，总会碰到这种案子。每个警察都这样，有些案子能破，有些破不了，然后就搁置下来了。”
“上帝啊。”我低声说，“那天晚上要是我跟我妈睡就好了。”
“嗯，但条件是你也要醒着。这不是你的错，丽安娜。你妈妈就是担心，万一她有什么事，你会责怪自己。她是绝对不想让你感到一丝内疚的。”
“万一有什么事？她以前提到过？”
“当然提到过，你不是把她从桥上拉下来过吗？我的天哪。”
“她是不是觉得自己还会去那儿呢？”
“她更担心的是会把房子给烧起来，害怕会无意中伤害到你和你妹妹。”
“那天你问我她做过什么梦，是因为这个吗？”
“那倒不是，一般人认为梦和梦游之间存在联系，但实际上它们是发生在一个睡眠周期的不同阶段。也就是说，梦游的人并不是在做梦。”
“那你干吗要问我呢？”
“因为梦暴露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你不觉得吗？像你妈妈那样，梦中又是飞机坠毁又是死尸的。”
“你是说她害怕自己会扔下别人不管？”
“有可能。”
“我猜的，碰巧而已。”
“不过这些梦也不见得有这个意思。很多精神病医生解释说，梦见飞机坠毁和失败有关，表示做梦的人目标没达到，没别的含义。”
“也有可能是做梦的人失去控制了？”
“也许吧。你妈妈很特别，跟其他梦游的人不同，她记得起过程中的一些事，反正比我记起的多得多。我们这些人大多有暂时性失忆，她没有，至少不是完全性失忆，能记起一些零零碎碎的细节，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准确地说是希望自己在做梦。”
“你俩以前在哪儿聊这些呢？”
“你应该去当侦探嘛。”
傍晚时分了，肚子上有点儿凉凉的，我伸手把衬衫上的结解开，扣好最下面的三颗纽扣。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哦，对，还没有。有时候我和她去医院旁边的咖啡馆或者那间用来做睡眠研究的旅店，有时候去市中心，大学路上图书馆的对门有家面包店。”
“我妈倒是很喜欢他们的纸杯蛋糕。”
“还有他们家的咖啡，当然是不含咖啡因的那种。”
“那是。”
“你也喜欢纸杯蛋糕，是遗传了你妈妈吧？”
“对。”
“有时间来伯灵顿吗？”
我轻轻笑了一声：“这些天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时间。”
“那家面包店除了纸杯蛋糕还有好多东西，有三明治，漂亮又美味。星期一想过来吃午饭吗？这周一我休息。”
听里克尔特说话，语气很随便，可我怎么觉得屋子里气氛不太对。我倒是想再见他一次，可是得先弄清楚他和妈妈之间是不是有暧昧关系才行。我抬起眼，看着他问：“你保证，我妈妈没有跟你出轨？”
“我保证。我和你妈妈绝对不是那种关系，她爱你爸爸，况且那段时间我有女朋友的。”里克尔特举起右手。
“后来怎么啦？”
“她去了波士顿，我们就分手了。”
“那作为警察，你有没有违反过职业道德？”
“带你去吃午饭这种？”里克尔特微笑着回答，“勉强算吧。”
“那我不能去。”我说。他这最后一句不是提问，是肯定句。我心里一阵失望。
“哦，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可能会有意见。不过刚才我也说了，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事情是凶杀案。而且我也向你保证，这不会影响我继续调查的能力。所以你可以跟我一起吃饭。”
“好吧。”我说，话音中仍有一丝疑虑，对方也听出来了。跟里克尔特见面，我心想，其实是在查案，也许能了解到妈妈更多的事情，了解她是怎么失踪的。可是我也知道，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喜欢上他了。
“那好，那就定了？”
“嗯，定了。几点？”
“12点30分？”
“我尽量吧。”我说。
“很好。”
几分钟后，我走出这家人的房子，坐进妈妈那辆越野车，心里想，回去要不要告诉爸爸和派格，我约好了加文·里克尔特警官吃午饭呢？心底里，我是不想说的，也不应该说，加文肯定不想让他们知道。还有一个理由不难找，那就是他们也不需要知道，谁也没有必要知道。不就是跟一名警官在面包店见面吗？有什么不对的？在哪儿见面都没问题。
可是话又说回来，我这样做是在干吗呢？
梦紧紧地拉住你。身体里，有许多声音在嗡嗡作响。“不要理睬它们，”你说，“你这是在做梦。”
然后，你就顺其自然了。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个爱人来，是你把他召唤进梦中来的。
这叫“清醒梦”，它是一个专业术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荷兰一位精神病学家提出的概念。做“清醒梦”的人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自己的睡眠世界，例如可以让自己在梦中飞翔，也可以不让自己飞翔，等等。同时，做梦者还有清醒的意识，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此时的大脑顶叶处于活跃状态。
“清醒梦”是一种很清晰、很形象的梦，梦中体验到的生理刺激会相当特别。
做“清醒梦”时，你的大脑是活跃的，理智上却无法控制，完全没有控制。换句话说，你做的梦是清醒的，可是你自己并不是在有意识地做梦。
这样一来，梦中若是看到了你爱的人，你的第一个动作可能就是解开衬衫的纽扣了。
也可能不是这样。
欲火中烧的你，也许压根儿不会先脱掉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