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实习生鲜梦君孙凌空李梦雅
陈慧娣60多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 她微笑着,一头烫发的头发堆在肩上,戴着一顶时髦的帽子——。 这张照片是她家人为了找她而发布在网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儿后来看了河边的监控录像。 那个身影说:“赶紧,赶紧,上车,到了河边拼命跑,头也不回。 ”她的丈夫齐志明回忆道。 他快八十岁了,这几个月沉浸在妻子突然跳进河里死去的悲伤中。 他最重复的是“不能接受”。
陪伴丈夫终老,女儿、女婿、外孙在身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陈慧娣频频表示“难受,不想活了”。 齐志明说,妻子10年前被诊断为抑郁症,近年来,在他的注视下,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在更换抗抑郁药物阶段,陈慧娣“失控”。
在公共领域,目前很少有老年人主动表露自己有过抑郁症的经历,他们保持沉默。 但实际上,老年人是面临抑郁症的最脆弱人群。
国内几家精神健康医疗机构2019年联合发布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照严格的抑郁障碍标准,患病率最高的年龄段为50-64岁,患病率为4.1%,第二高的为65岁以上年龄段,为3.8%。
更多的中国老年人被抑郁症所困扰,冰山一角随处可见。
本文图片将中国视觉化
乌云笼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后,齐志明知道是的,无论如何也要让她住进精神科。 但是女儿说,这是防不胜防的,老人会吃大苦头的。
齐志明怀疑信。 有一件事,他再也没有机会问妻子,现在也不能和女儿说话,他看起来像是在责备女儿; 但是,如果不说,又不会从心里离开。
在齐志明的印象中,陈慧娣从小就很容易紧张,婚后她一直是个做主妇、把丈夫照顾得很好的人。 之后,女儿生了孩子,两个人接送了孙子。 那个孩子在旁边蹦蹦跳跳,几秒钟就离开了视线,妻子的脸瞬间变了。 这段影像在齐志明的心底久久留存。
据他回忆,50多岁的时候,陈慧娣开始有了顽固的“怀疑”。
陈慧娣认为自己的尿道感染,频繁去医院检查,但什么也没发现。 她说自己痛,全身都痛。 随后,齐志明退休了,陪她去城里的医院看了一次门诊,生病的朋友建议他们去精神科看看。 她的病很快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肢体症状”。
医生开了药,一次“控制得很好”。 此后的10年间,陈慧娣时不时去检查,但有一次真的查出了肿瘤,反而“没什么”,切除手术前后一点儿也没闹。 只是,近两年陈慧娣说,吃了这种精神药物会“心乱”。
她对丈夫说了几次。 我自己想死。
齐志明知道妻子病了,但难免会觉得她在“做”。 “你想什么时候死? 一起去。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约定好了,一起死”
“你真的要自杀了。 这可不好啊。 我们有孩子和孙子。 你这样做,我们怎么办? 不,绝对不行。 ”他又对她说。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终于请医生换了“有副作用”的药,开始吃新药。 一时控制不住,她出去了,第一次家人把她找回来,坐下吃饭。 齐志明完全服软,说出了对她的感情。 他记得,她也有回应。 但是第二天早上的监控录像显示,她又跑得那么快,好像很决绝。
郑华也经历了到处寻找家人的苦难。 那是她的母亲,那天,他也散发了很多找母亲的信息,到处看着监视。 傍晚,在小区和妈妈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给他打电话,让他去。 他感到,一种猜测在心里逐渐落地。
他的母亲许淑英也那么坚决地离开,把自己关在停车场一侧的密室里。 在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找她,在附近走了很久,发现了这个地方,发现了遗体。
郑华的父亲死于癌症。 妈妈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一直在照顾自己的丈夫。 他去世了,她比较伤心。 在这期间,她也去了医院,开始检查不知从哪里来的怪癖——的局部地区疼痛、身体哪里“胀气”、头晕。
她有一次在小区里带着郑华的孩子玩,摔了一跤,在家休息,渐渐孤单了。
郑华说,妈妈本来非常外向,发病后变得胆小,拒绝外出,不想打开手机。
这时,能让许淑英出去的,只有一个人去看病。 郑华说,母亲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是个比较坚强的个性,但在生病痛苦的过程中,她反复对医生说“求求你”,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医生要郑华找一个和许淑英在一起的人,让她想不到,但许淑英不想主动和人说话。 一夜没睡好,她的身体也变弱了。 所以,之后只能找老家的亲戚出来,轮流在家照顾她。
发病是周期性的,多为春季、一发两三个月。 最严重的时候,郑华经常听到后半夜妈妈爬起来,在关灯的客厅里走来走去,熬过一夜。
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听从医生的指导,想在家里营造愉快的气氛。 例如,他们夫妇晚上逗孩子,故意大声笑。 但是,发病的母亲看起来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无法向母亲倾诉自己的烦恼,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有时试图和她交流。 “妈妈,”他对她说,“抑郁症是一种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家里还有孩子。 我需要你。 我不能没有你。 ”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生病中,她只是反复念叨着:“我现在的脑袋像透明的,在外面说话的声音好像能从很远的地方听到。”
/p>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郑华回忆,“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发病的诱因是家庭失和,与子女关系紧张,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华人重视家庭的气氛之下,子女会把老人当做孩子照顾起来,要为他们的病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子女会向老人灌输自己对抑郁症的认识,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况严重,第一要引导老人去就医,如果需要药物治疗要遵循医嘱;平时更倡导鼓励他们走出门,感受不同的乐趣,让有抑郁倾向的人有动力改变。
即便是同龄伴侣之间的沟通,也可能隔着一堵墙。齐志明记得,从前,自己的妻子时不时说自己一晚没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见她睡了五六个小时——他会把她的睡相拍下来,放给她看。
陈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复。齐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开老年“心门”
在对往事漫无边际的追问之中,齐志明感到,自己才应该患上抑郁症。他对妻子的回忆是矛盾的,一时想起她在小区里其实比自己更活跃,遇到谁都熟悉,对谁都打招呼,不像自己总是待在家,哪里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对他提的都不多,估计她知觉到了丈夫嫌烦;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打电话向自己的姐妹倾诉。
让老年人逐渐打开内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姜楠说,在新加坡做相关的社会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区送温暖”似的笨办法:在社区里邀请不愿出门的老年人参加活动,“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平常对他关心,比如送老人喜欢的食物、上门打扫卫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询的老年人会主动给姜楠打电话——有的倾诉日常的愁烦,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说自己躯体层面的症状。有一些人是在诊所看病时,被推荐给她打电话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说自己的父母亲变得过于暴力,无法沟通,想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解决问题。
还有些人,是社区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独居老人。有些老人会在社区的反复关心下走出家门,但也有的“岿然不动”;有的老人参加几次咨询,就不继续来了。姜楠坦言,失败是常见的。
与她谈话的老年人中,约一半的人有抑郁症状。她可能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生活际遇上的诱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层面的变化,比如女性到了绝经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恶化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国家工作过,提到好几种诱发抑郁症的常见社会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绩很好的人退休之后,猛然失去了权力、社会资源,会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了社会的负担;或者是家庭出了问题,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与小辈失和争吵;或者在社会变化之中,“三观”动荡又无可解释,变得愤怒,溢出戾气。
纯粹听老年人倾诉苦恼,有可能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荐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是怀旧治疗法,即鼓励老人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这是较易于在社区开展的疗法。
美国长期护理监督员项目(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是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志愿者项目,帮助老年人选择、监督养老院。该项目的官网总结道,怀旧治疗可以帮助老人重新自我定义,而不是一开口就谈自己的身体缺陷;老人由于身体条件变差,可能正经历自尊心受挫,怀旧治疗可以帮他们重拾自尊心;通过回忆过去,老人也能在别人的帮助下,修复一些隐隐作痛的旧伤。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个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干部,他也“情绪不好”。李霞最近看国际局势变动,就问他,怎么会是这样呢?能不能写一写自己的看法,让医生了解下?
病人认真写了,分析了一遍新闻里的外国人,某甲是这样的,某乙是那样的;写完又非常沮丧,循着抑郁症的惯性,说自己写得不好。但是,他愿意和医生一直这么笔谈。
这样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李霞认为,应该是平等的,当然不可能仰望着病人,但也不会把他们当小孩般照顾,还是要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互相尊重,而当他们说,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自己不会好了、永远都要如此……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是要倾听的。
这也包括“疑病症”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个病人,总是觉得自己腰间有一种勒紧的感觉——检查不出什么,但是,病人诉说,有一天拿着手机,给人看核酸检测结果,不知为什么,显示不出来。病人怒了。他对医生回忆:“我一生气,就感觉那根带子勒得我好紧、好紧的!”
他被一根情绪的“带子”勒住,体会到的是一种真实的气愤。
面对阴翳之处
对于一些困在情绪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团乱麻,有的牵着烟雾重重的过去——是难以面对,不可改变的过去。
出于心理咨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调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态度蛮横的老人,姜楠会选择直说:“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抵触态度,别人都会觉得难受。别人对你不好,你也感觉不好。这是一个恶循环。要想有积极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
有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大堆不便宜的电子产品,站在路边塞给过往的行人,仿佛一种行为艺术,意思是钱哪怕被大风刮走,也不留给儿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边喊叫,对世界陈说着,儿子媳妇都不孝顺,这种生活无法继续下去——结果,居委会还是找老人的儿子来管。老人把家门锁了,在屋里砸东西、丢东西。儿子带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送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他是一个鳏夫,和儿子一家关系失和,他又不擅长照顾自己,苦撑着独居在老房子里。送入医院时,老人的营养状态很不好,还有其他疾病,终于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里,他挂上了营养液和消炎药,医生也使用了一些镇静类药物。
抽丝剥茧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后,“我们为他搞过家庭访谈。”李霞说。刚开始,在一条沙发上,老人坐在一端,头别过去,儿子坐在另一端,头别过去,很尴尬。
说来说去,儿子想送父亲去养老院。老人不想离开老房子,但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老人的大脑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给自己做饭,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说,还要有人监督老人吃药。老人逐渐失去自理能力,但儿子、媳妇都要上班,可能顾不过来。
这原来是生活里一道难解的题,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恼的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小辈们还可能有额外的社会负担,比如被左邻右舍视为漠视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访谈”到最后,老人妥协了,去养老院。李霞听说,现在他过得不错,“在养老机构里当上了类似老年队长”。
生活仿佛激流,汹涌而去,那些矛盾与冲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顽石,是不会被轻易冲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岁了。他对记者回忆,第一次被诊断为抑郁症,是五十多岁。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从体制内出走,创办公司后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时候摆过地摊。
二三十年过去了。他近些年又偶尔发病,一部分是被久远的愧疚感缠绕着,孟和心里想,自己要是没有离开体制,退休金该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来自外界的慰藉并没那么易于获得。老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过中学同学微信群,和大学同学微信群,现在全退群了。他说,中学群里有几个成功过的人,话里话外地“显摆”,总是他们在说,普普通通的大多数沉默着。孟和的大学同学们见识更广一些,各自经历不同,线上线下,无休止地辩论社会时事。对于同样的一桩旧事,他们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渐与他们疏远了。
他还会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来,想起那失败的一跃,感到自己对不起家人,也有人对不起他。于是,他还要回到当初的错愕之中,想说一句,“我没有做错什么”。
孟和说,他近些年在学习的是:“接受不可改变之事。”
他有时候很羡慕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早些领教这些生活的道理。对于他来说,“看太少了,太晚了”。
与死亡念头搏斗
七十多岁之后,孟和又几次爆发了抑郁症,大约两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时候,脑袋里全是负面的想法。有时候,思绪的“引线”是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个过去的人,然后,他凭空找回了从前他们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继而是难言的恐惧和焦虑——抑郁中的人,思维能力低下。孟和脑中放着个灰暗的、不合逻辑的、慢镜头的电影。
现实中的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开着电视,但不看。几个月后,他又逐渐好转。
孟和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吃久了药,对它们都很熟。药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监控着自己的情绪。
李霞形容,抑郁症和高血压一样,只是一个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压从哪里来?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根据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压或抑郁症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遗传史的,到了比较脆弱的年龄,更需要注意。而无论禀赋怎么样,都应当早预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以自己对抗一度在心里扎根的负面念头。
有一个老人来看李霞的门诊,申诉儿媳对自己不好,想到儿媳就生气。经过治疗,他后来又说,儿媳只是不会说话。“你看,她还给我买过一件衣服的。”
一旦进入较为严重的抑郁症阶段,那扇“心门”的背后是自杀的念头,而且更难打开。有一些自杀倾向明显的老人住进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恼如何获取他们的信任。接受采访时,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老太太——吞下过输液用的塑料小件,还把被单撕成过一条一条的。等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开始干这些事。
医生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老人说“吃着玩的”。面对这样的病人,李霞也会感到无力:“怎么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说,想死也不告诉你。”
她说,到了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告诉别人,他们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吗?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来找李霞复诊,病情变得比较稳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过对一些医院的观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愿意出院的问题,医院里条件齐全,医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渐被经营成养老院一般,医护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护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属。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疗的——那个时候,他们思考如何求死。几位家属则在争论。比如,老人的一个孩子想送入院,另一个从国外赶回来,把家人和医生都骂一顿,说国内的兄弟姐妹没照顾好爸妈,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锅”。
“你们商量好了吗?”李霞免不了问。
那些让家属们看了难过的治疗办法,比如约束,“所有约束都很烦的,每两小时要巡视,怕他们挣扎,压到血管”;还有电疗,都是微量电流,在老年病房里,要考虑到老人的血压问题,也很繁琐。这一切,是与病人的死亡念头搏斗,是为了病人能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交流。
李霞会建议家属,必要的话,寻求警察的帮助,因为,重度抑郁症和心脏衰竭一样,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时一刻,如果治疗得当,可以悬崖勒马。
齐志明对这类送院治疗没有什么了解,隐约听说过“电击”,觉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后,他有时会想,如果知道,“哪怕难受,也要给她送到医院去”。
现在,对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齐志明“藏在心里的东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过不少人的后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原以为已经看淡了,都是自然规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难受。
“我爱她,爱得可以说很深吧。”他说。
妻子死后,他“拼命做梦”,梦见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陈慧娣、齐志明、许淑英、郑华、孟和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玮 图片编辑:陈飞燕
校对:刘威